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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没有完全市场化，版权贸易不很理想，盗版猖獗，全版权运作不让人放心，人口基数虽大、实际读书人数少……等等，都是致使经纪人无用武之地的缘由。
■有时候和影视公司签了合同，对方不按合同做事，答应好的改编费也日复一日不按时支付。尤其是版权输出，如果作家自己推销，难度就很大。刘醒龙想，如果有经纪人，自己会少些精力应付诸多事务，更专注于写作。
首部关于围棋的作品《黑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作家储福金潜心创作七年，终于在2014年完成了第二部。作为江苏省的重点作家，其间储福金接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多次电话，询问是否有新的作品。于是，《黑白》第二部出版后，他最先想到的是两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并列入“作家文库”，从延续性来讲应该交给人文社；而江苏文艺如此诚意，几次三番约稿，似乎也该兼顾。
储福金这位文坛中的围棋高手，面临选择时也有些也举棋不定，索性把作品同时给了两家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很快回信说希望由他们出版；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由于出差未能及时看到书稿，还不知何时能够答复，储福金便答应了江苏文艺出版社。
没想到，在和江苏文艺出版社签约之后的第三天，人文社来电告知可以出版，并具体询问储福金有何要求，在印数和版税上都会考虑尽量满足。储福金毫不犹豫地回复说：“很抱歉，书稿已经签了。”
他想，信誉是首要的，既然已经签给江苏文艺出版社，就不再找其他出版社了。尽管江苏文艺出版社表现得非常宽容，建议储福金从出版社的影响力和读者阅读延续性上考虑，还是选择人文社，但是储福金却没有丝毫动摇。不过问版税多少、起印数多少，拿到合同时甚至看都不看——储福金不是没有版权保护意识，而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朋友何必斤斤计较，搞得剑拔弩张？
所以，在在很多编辑眼中，储福金是最好打交道的作家之一。可是客观上，储福金也失去了有可能通过争取而得到的利益。如果有经纪人，这些既需要兼顾友情和义气、又要从市场和经济效益考虑的问题，将能得到更为妥善的解决。
可是，中国的经纪人制度，千呼万唤之后仍未能与广大作家建立起广泛联系。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作家们希望有怎样的经纪人？
海外市场急需作家经纪人
长期从事对外出版管理工作的吴伟有过统计：2009年，美国共翻译出版了348本文学新书（含长篇小说、小说集和诗集），其中仅有10本出自中文作家之手，而且扣除古诗选以及译自法文的《某夜，月未升》之后，真正译自中文的小说只有7本，分别是韩东的《扎根》、余华的《兄弟》、王刚的《英格力士》、残雪的《五香街》、徐小斌的《羽蛇》、毕飞宇的《青衣》以及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7本书中，《扎根》、《五香街》和《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皆由大学出版社发行，市场上能见度低；真正由美国大型出版集团发行的，只有《兄弟》、《英格力士》、《羽蛇》和《青衣》，这是因为他们的背后都有美国的文学经纪人。
为什么中国乃至中文作家的作品很少被翻译到西方？吴伟认为，一是文化差异，任何语言的翻译都会因为文化的差异而失真；二是翻译，特别缺少好的翻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作家、作者缺乏经纪人，特别是海外版权的代理人。吴伟说，版权交易是西方世界的产物，一个世纪以来，已经发展出一套分工细密的规则，欧洲国家因为地缘关系、文化接近，出版人的交流频繁，文学作品的相互翻译也蔚然成风。英美等国因为文化强势，作品要翻译出去也比较容易。相对而言，中国乃至亚洲国家的作家几乎都没有经纪人，进入版权交易领域较晚，要打进欧美市场需要被认知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的宣传推广，特别是针对某个作家的专项推广，经纪人是最好的媒人。
每一位参加过国际书展的作家，特别是在国外小有名气的作家，在书展活动后，都会有外国出版社对其作品发生兴趣，但回国之后，多数因为疏于联系而无果。因为版权交易除了讲究人脉和关系，还涉及许多繁琐的行政事务，面对本地市场，中文作家或许还能应付；但面对陌生而广大的海外市场，作家的确需要专业代理人。
经纪人之种种
2010年6月，由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联合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共同开展的“首届全国版权经纪人/代理人专业实务培训班”在北京举办，目前毕业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以出版经纪人的职业谋生，主要是洽谈作品改编及商业运作。除拿到证书的经纪人之外，中国还有工作室、助理等充当经纪人角色。
2013年2月，作家莫言在微博上称自己事务繁忙，委托女儿管笑笑对外代理他的图书版权和其他各种合作事宜，女儿对外签署和承诺的各种文件，他都予以认可。莫言的这条微博相当于宣布女儿成为他的经纪人。
2014年初，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工作室成立，为首个网络作家工作室。成立工作室，就是希望以工作室的形式，对作家每一部原创小说的版权深度挖掘，进行多元化衍生，同时做到整合营销，并由过往仅专注于对作品的规划，拉高到对作家这个层面的全面性规划，以达到真正意义下的版权价值最大化，以及作家品牌价值最大化。而这样的操作模式，也让作家们能够鱼与熊掌兼得。鱼是指作家专注创作的需求，熊掌是指作家参与并掌握自己作品版权运营决策的渴望。工作室将围绕唐家三少所有作品及其所有衍生版权，做一个清晰的梳理和整合战略规划，也会针对唐家三少个人品牌、形象、公关等方面，配备专业的团队，以期发挥除了衍生版权和衍生版权间、作品和作品之间的协同效应之外，更加充分地发挥作家和作品及衍生版权之间的巨大协同效应。
经纪人无用武之地？
意大利鸵鸟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顾问米塔，曾翻译过当代作家阿城、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等人的作品，她的翻译过程基本充当了经纪人的角色。
在米塔的经验里，翻译只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翻译一本书以前，先要选好书。她选书的标准是文学价值高，内容丰富，能受到意大利读者欢迎和理解的作品。书选好之后，再写一个介绍，让出版社编辑看。出版社愿意出版的话，再跟作家联系，打听版权所有权，讨论合同的条件，其后才开始翻译。书出来后，再帮助出版社的新闻处推销、写文章、跟记者联系，解释书的重要性。“这样的工作在意大利既没名，又不被认作是一种正式的职业。所以，我用顾问这个词儿。”米塔说，翻译是一项很费劲的工作，也是一项很孤独的工作，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凭着个人兴趣和热情在做。
在意大利，米塔的家几乎成了中国作家的“窝点”，阿城、韩少功、刘恒……米塔家的墙上挂满了她和作家们的合影。苏童第一次去意大利，就住在米塔家。这种朋友间的交流不但让作家们感受到异域温暖的友情，也有利于翻译家对作家及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作家苏童的《妻妾成群》、《刺青时代》、《红粉》等作品都是米塔翻译的。“我的‘经纪人’通常是翻译者无意中充当的。”苏童说，这种情况保持了多年，效果很好。即便是后来《河岸》出版时已经由经纪人运作，看起来效率也不如翻译家。
“经纪公司是事务性的，与作家并没有交流，经纪人跟出版商的关系，与翻译和编辑的关系不同，后者更侧重文学上的趣味。这和商人之间的运作恐怕有细微的差别。”苏童说，热爱文学、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他们的传达是有感情的；这比冷冰冰的经纪人和出版商的交流更有效。所以，这种状况下，判断作家是否需要经纪人，答案未必是肯定。
即便如此，苏童也觉得，施行经纪人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这一制度是否有效，因人而异。
作家徐坤也认为，有没有经纪人区别不大。因为她跟国内出版业界的人基本都熟悉，哪家做得好、哪家业绩差都一目了然，她通常会把书交给放心的人出，版税也基本是固定的，讨价还价的余地不大，也就无需经纪人代劳。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人情社会，大家都是熟人，愿意直接与对方打交道。”徐坤举例说，比方说出版社约个书稿，直接把电话就打过来了，她也不可能板着脸说：这事我不跟你谈，你去跟我的经纪人谈。那样就太伤和气。只能说抱歉这本书已经答应给这家了，等下一部再给你们。
由此，她分析经纪人制度没有能够在国内大规模实行起来的原因，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因素，也有因人而异的原因。出版没有完全市场化，版权贸易不很理想，盗版猖獗，全版权运作不让人放心，人口基数虽大、实际读书人数少……等等，都是致使经纪人无用武之地的缘由。
称职的经纪人是怎样的
在与出版机构讨论具体细则的时候，无论作家还是出版方，大都是从自己的出发点看问题，有时会产生分歧。没有一个中间人做缓冲，会有冲突。这个过程对作家的写作是有干扰的。作家毕淑敏认为，相对于作家而言，出版社比较强势，用的又是制式合同，想做微调都十分困难，所以有的时候她戏称某些合同是“霸王条款”。毕淑敏没有经纪人，她认为称职的经纪人应该是对作者、读者和出版方的需求都比较了解的有识之士；还要对知识产权法有比较深入的把握，又擅长谈判，善于沟通，懂得妥协。当然，还有很高的情商，不感情用事。
“我想中国是需要出版经纪人的。我希望能找到一个懂得作家、懂得出版、懂得读者的经纪人。”毕淑敏觉得，自己的要求大概有些高，不过她希望并相信会有这样的出版经纪人出现，如此，出版机构也可更顺利而有效率地工作。
作家刘醒龙认为，现在是时候谈经纪人了。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经纪人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大多数情况下，文人总是羞于谈价。比如在《蟠虺》出版过程中，如果经纪人出面，可能会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出版还好些，谈影视改编就比较麻烦。他们总是反复磨蹭，作家往往不知道该怎么运作。”刘醒龙说，自己是爽快人，谈合同讲究守信。可是有时候和影视公司签了合同，对方不按合同做事，答应好的改编费也日复一日不按时支付。尤其是版权输出，如果作家自己推销，难度就很大。所以但凡作品外译，都是翻译主动找上门来；即便有更好的作品，也没有渠道推荐给翻译。刘醒龙想，如果有经纪人，自己会少些精力应付诸多事务，更专注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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