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不再是最重要的了?
绿盟网刊发陈春花文章,称企业在过去的创业阶段,因需要确立市场地位,核心的目标就是规模增长。早期中国领先企业的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把握了规模发展的机会。如海尔、美的、格力、TCL、国美、苏宁、联想、新希望等,这些规模增长最快的公司,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都做得很好,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在今天,规模不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让顾客感知你的价值,其核心就是改变商业模式。很多企业都会有过这样的感受,企业一直保持增长,但是增长到一个阶段,就无法再继续增长,甚至开始出现下滑。这是因为企业不能再依赖于原有增长的方式。
同样的问题IBM也在1990年代遭遇过,产品与技术的模式让IBM高速发展,但是高速发展之后,没有商业模式的转变,使得IBM出现了业绩大幅下滑,甚至亏损的地步。郭士纳到任,进行全面的商业模式改变,从产品与技术为中心的导向,转向以顾客为中心的导向,使IBM重新获得增长。
IBM的结论是,企业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要能够拥有构建前端业务线的能力。前端业务线是什么?就是直接与顾客沟通的部分,让顾客直接感知的价值。前端业务线能力是什么?就是强调实现客户服务和客户体验的能力。
传统制造企业较之新兴的互联网企业,为什么危机感更重?其根本原因是:传统制造企业并未能够直接让顾客感知其价值,而新兴互联网企业本身就与顾客在一起创造价值。
传统制造企业如何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呢?传统制造企业拥有后端业务线能力,而后端业务线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保障品质,所以越简单越好。后端业务线尽量简化,尽量高效,尽量快速,就会让传统制造企业具有了后端业务线优势。同时必须打造前端业务线的能力,让自己后端业务线的能力能够延伸到顾客直接感知的价值上,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在新的发展阶段,增长速度变快。
时政图书出版的“新常态”
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叶雷文章,称在社会相对封闭单一的时期,时政类图书主要以政策理论宣传为主,“应景”与“陈腐”之气,使得市场反应往往比较冷淡。然而,随着社会逐渐开放多元,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为了更早、更准确地把握趋势,读者自然越来越关注时政类图书的出版。在国外,每逢选举“政治年”前后,围绕政治人物的传记,或揭秘不为人知的细节,或剖析其成功之道,或进行辛辣的讽刺,围绕政治经济局势和政见的书籍,往往都会取得不俗的销量。
美国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公司、时代出版公司都是时政类图书的出版高手,在临近“政治年”的时候,甚至推出的一半图书都与时政相关,而且不少书迅速就占据了畅销书排行榜,有的还成为常销书。与国内相似的地方是,都比较注重名人效应;但不同的地方是,国内是利用名人效应进行一次性消费,国外往往是深度挖掘名人的资源以求畅销,甚至不惜支付天价稿费,西蒙与舒斯特公司为抢得前国务卿希拉里自传《艰难抉择》的版权,就支付了1400万美元的稿酬,回报当然也很丰厚,上市首日销量就突破百万册。
国外出版商因为编辑对读者群比较了解,所以通常是反过来策划。确定主题,找好作者,事前交流,探讨从哪儿入手写作,编辑参与程度比较高,这样既确保了有料,又确保了可读性。可见,国内时政类图书,看似热闹,其实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品牌效应。这几年卖得比较好的,其实已经有了品牌的萌芽意识,如“郎咸平说”、财新传媒的“中国201X”、“小趋势”等,都是作为一个系列每年持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