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美术中的建设题材

    建设主题在新中国的兴起，与提倡写生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中国画领域，是改造国画整体战略中提倡写生之后所迈出的又一步。显然，这是一种文化策略，是这一文化策略导引下的改造传统国画的渐进过程。新中国政权建立之后，建设新中国就成了巩固政权的重要的工作。

    从50年代初期开始，公路、铁路、汽车、水库、水电、棉纺、炼钢等与民生相关的建设成就，不仅是当时人们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印证了领导这个国家的政党在一段时期内的政绩。因此，反映新生活的课题，落实到具体的内容上，这些建设成就以及建设的过程就成了重要的表现对象。在1955年3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出现了一些与建设主题相关的作品，如李斛的《工地探望》，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岑学恭的《木筏》，石鲁的《古长城内外》。这些作品集中出现在全国美展上，说明了美术创作由写生到表现新生活的变化。虽然这是作品主题上的变化，但是，个中所反映的画家在思想上的变化，却标志了50年代初期以来国画改造的具体成果。传统的国画再也不是文人雅士脱离尘世的孤芳自赏，而是成为配合建设新中国的一种有力的宣传工具，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种具有歌颂意味的表现，在当时超越了审美之上，标志了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成了时代的主流。在油画方面，则有艾中信的《通往乌鲁木齐》（1954年）；吴作人的《三门峡工地》（1956年）；张文新的《工程列车》（1957年）。其它还有艾中信的水彩《北京苏联展览馆的建筑工程》，武石的版画《最后一根钢梁》等。

    应该看到，一些建设项目，如水电站、盘山公路、穿山铁路等都在崇山峻岭之中建设，给自然的山水增添了人们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形象因素，这种建设的业绩为山水画和风景画的时代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机缘。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在群山中依然透露出岭南派山水的笔法，但是画面中的公路、汽车、电线杆，都是过去山水画中没有出现过的图象，它们在画面中所占的不太大的比重并不影响人们和传统山水画的联系。如此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观与生产、建设、生活的联系。这些画尽管在画面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但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建设主题，并昭示了“新山水画”“新风景画”在时代的感召下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在那个火红的年月，画家在深入建设工地的写生活动中，亲眼目睹了真山水中建设工地的热火朝天。感染中的启发以及在这种启发下所产生的创作冲动，促使了一个普遍的以描绘建设或生产工地的山水（风景）画的潮流——“新山水画”的出现，成为中国画的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标志。这些以山水或风光为主体的作品同属于建设主题，其中的建设者类如传统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他们作为这些建设场景中的建设者，有时候只占据整个画面中的很小的位置，却是点睛之笔，不仅点明了人在其中的建设事业，而且也点明了作品的主题，如《为祖国寻找资源》中的地质队员，《黄河三门峡》中的工地建设者。

    另外，当时还有一些山水画虽然表现的不是直接的建设主题，但是，画面用点缀的方法，巧妙地表现出建设的成就和时代的新貌，如傅抱石的《雨花台》和《玄武湖》，都在远景中画出一片工厂厂房、高炉、烟囱以及正在生产的烟囱所冒出的黑烟。潘天寿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也添加了电线杆、嘹望塔等形象。这些形象尽管在画面中所处的位置不大，却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使山水画的时代面貌在其中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同样的方法也出现在当时的花鸟画中，虽然花鸟画的这种结合显然比山水画生硬和牵强，但是，在花鸟画的时代诉求中，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从历史的角度看，不管是山水，还是花鸟，这种精心的安排，在表现了时代的特点之外，也显现了时代的硬伤。

    这一时期，立足于江南、表现农村生产生活而获得声名的钱松喦，则先后创作了《芙蓉湖上》《木船革新竞赛》《秋耕突击队》《水上高歌丰获归》《排涝》《军民浚湖积肥》《运料》《罱河泥》等一系列的作品，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而且让人们看到了传统国画结合新题材的广阔前景，看到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画师在国画改造过程中的巨大变化。钱松喦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表现这一题材的代表性画家之一。上海的许多画家也纷纷走向郊区农村，体验生活，赖少其、林风眠、关良、陈烟桥、吴大羽、邵克萍、郑惠康、江寒汀、吴青霞、谢之光、金梅生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一些反映体验生活成果的作品。无疑，这些个案之间还有彼此的差异，但是，他们在一个时代中把握了主题的意义，共同以建设主题为传统国画的创新开创了时代的篇章，同时，也为自己的艺术生命添加了许多时代的光彩。

    在表现丰收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属于花鸟画的作品，则把人民公社的丰收转化为一些为人们所垂涎的蔬果之上，基本上是突出一个大字，然后是品种之全，说明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成为这一时期花鸟画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这一时期反映人民公社生产建设成果的作品中，也表现了当时浮夸风影响下的社会问题。

    1958年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由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此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由此，也把建设主题的美术创作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其中以表现钢铁生产和全民炼钢的美术创作，数量最多。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虽然这些反映钢铁生产的作品与这些作者的其他作品相比，显得很特殊、很别扭，甚至可以在考量其艺术成就时忽略不论，但是，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历史情境，却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因而又显现出所具有的特别的历史价值。与众多作品不同的是，由北京画家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镜涵、松全森创作的《首都之春》长卷，不仅在画面中记录了全民炼钢这一历史奇景，而且将其放到了首都城乡这一特定的地域范围和社会氛围之中，并与之融合成一个反映时代的历史画卷。这一时期亚明以一套《钢铁捃拾集》组画，成为这一时期建设主题的代表性作品。在这一组单件幅面不大的作品中，亚明以他的智慧和才情，没有用全景式的构图表现当时创作中流行的一个宏大的场景，也没有以当时这类题材中比较普遍出现的烟囱、高炉等为表现的对象，而是选取了炼钢炉前的不同角度，用中国画的笔墨表现出了“炼钢”这一主题所特有的氛围。而江苏国画院集体创作的《为钢铁而战》，则以一个全景式的构图，反映了时代所要求的烟囱林立、高炉四起、烟雾缭绕这样一种热闹的场景，以歌颂大跃进的日新月异，反映建设成就的与日俱增。上海画家陆抑非的《时间就是钢 钢就是力量》，张雪父的《为钢而战》，陈向、唐云的《为钢而战》等，也反映了“大跃进”时期上海画家的努力表现。他们在“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所掀起的创作高潮，不仅说明了他们对于时代号召的积极响应，同时还说明了“国画是能够反映大跃进时代的各个方面的”，这对于当时美术界关于国画不能表现重大题材的议论，是非常有效的回应。

    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建设主题的美术创作中，还有比较多的是表现水利建设的图像。可以说，新中国建立后在建设方面首先开展的工作就是开发水利，消除水患。因为这关系到国计民生，而旧社会的水患给予人民的灾难正反映了国民党政府治国的问题。所以，新中国建立后于1950年启动了汉江治本和治淮这两项当时重要的水利工程，毛泽东还专门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反映了以工农为主体的执政党为人民的形象。1950年和1953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两次在北京召开，亦可见政府对水利工作的重视。1954年春夏之际，长江中下游地区雨量特别集中，武汉关水位达到28.82米，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位，严重地威胁了武汉市。时任武汉中南美专教授的黎雄才为当时武汉军民抗洪的精神所感染，创作了《武汉防汛图卷》，记录了新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潘絜兹认为它“不但艺术地记录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使作品本身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而且以新颖的手法，发展了手卷样式的特点，在传统技法的运用上，也可以算得一个成功的范例”。这一时期有一批水利工程相继竣工，而美术创作中除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中张雪父的《化水灾为水利》外，还有贺天健的的《梅山拱霸之晨》，以及参加在前苏联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上的张文俊的《梅山水库》等，它们在新中国美术史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时期，北京画家陶一清到北京郊区的官厅水库写生；北京画院画家吴镜汀、吴光宇、关松房、周怀民、王惠兰集体创作的《密云水库》长卷，只是众多作品中的一二，各地画家也都有相关的创作。

    国画的时代之变，正是通过建设主题率先开启了人们对于国画的新知，而这种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模式在经过历史的发展后，则形成了新中国美术的传统，一直影响了此后的创作，尤其在“文革”中更有突出的表现。其中，在1969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之后，江苏以及全国其它地区的画家都创作了各式各样的表现长江大桥的作品。

    改革开放以后，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建设题材，仍然是主题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其中的代表作有广廷渤的油画《钢水·汗水》（1981年）等。直至21世纪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工程中，也将三峡大坝的建设成就纳入其中，可见新中国以来的建设主题的美术创作远流不断。

    （《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陈履生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