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沙上建塔的文章

    新是跟旧相对应的概念。据说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在澡盆上刻了九个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象征了中国古人弃旧图新的精神。在论及创新问题时，这句话频频被人引用。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新”与“旧”又不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旧”并不意味着完全谬误，“新”也不意味着绝对正确。陆建德先生在《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第265期上发表的《故事的结局——女师大学潮新解》，就是一篇貌似鹜新实则离谱的文章。由于这篇文章依据的史实几乎全不正确，因而对历史事件的“新解”也就如同沙上建塔，稍加撩拨,顷刻就会坍塌。

    所谓“女师大学潮”，是指1924年11月至1925年11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前身为女高师）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起因是杨荫榆治校的不当举措——特别是开除因军阀混战而未准时报到的三名女学生，但由于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政治背景，因而震动了北京，波及于全国，成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新与守旧、光明与黑暗两种社会势力交锋的缩影。女师大学生的斗争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和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党委的支持。而作为杨荫榆后盾的则是明令“整顿学风”、镇压群众运动的北洋政府。一部分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以学生运动有过激行为为由，在《现代评论》周刊对杨荫榆进行声援。

    鲁迅从不以“青年导师”自居，也深知自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领袖人物。鲁迅在这场风潮的初期采取的是观察的态度，直到1925年5月7日杨荫榆再度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六名职员之后才拍案而起，决定“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他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中对这场学潮的导火线作了明晰的表白：“溯本校不安之状，盖已半截有余，时有隐显，以致现在，其间亦未见学校当局有所反省，竭诚处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部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文预科四人预科一人国文系一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在《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杂文集中，可以读到鲁迅批评杨荫榆的文字。矛头所指，主要是杨荫榆对一所新型的女子大学实施封建家长式的管理，以及她请求北洋政府“派警察保安三四十名来校”镇压学生的倒行逆施。“实为公仇，绝非私怨。”因此，要颠覆女师大风潮的正义性，可以说是一件不应该做也不可能轻易做到的事情。因为就连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次长马叙伦也认为杨荫榆“办理不善，亦难曲为讳护”，而女师大风潮发展到“今日之遭解散，不能不谓教育部设阱以陷之”（马叙伦1925年8月10日致章士钊函，《章士钊全集》第五卷，第158至160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

    然而，研究英国文学的陆建德先生却在颠覆、解构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他几乎绕开了女师大风潮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身，而在一些周边人物身上大做文章，旁敲侧击，东拉西扯，把已经叙述明晰的一桩公案搞得云山雾罩，让不少读者感到莫衷一是。

    我们说陆先生为颠覆女师大风潮的正义性下了大功夫，费了不少心思，这从《女师大学潮新解》一文的开头和结尾即可知道。

    文章开头引用的是1973年7月顾颉刚先生为他1925年8月日记所写的补记。意思是：“李石曾、易培基本是国民党中坏分子，专搞盗窃攘夺工作，西山一带的庙产及此后故宫盗宝案可知也……观女高师案，杨荫榆虽改职入教部，而继其任者乃易培基，鲁迅先生诋杨不遗余力，顾于易之继任乃默无一言，能谓之认识是非乎！”结尾又写道：“杨荫榆所乐意选取的女师大风潮的结局，或许发生在1937年9月底，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公诉易培基。”概而言之，陆建德的策略是：先把李、易二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用1937年9月30日南京地方法院对易培基的起诉书来坐实他的“坏分子”身份，而女师大风潮的起因正是李、易二人觊觎攘夺杨荫榆的校长宝座。在这场权力之争中，鲁迅助纣为虐，使杨荫榆受了冤屈，应该平反昭雪。易培基的结局，印证了恶人遭恶报的说法，这定会使杨荫榆含笑九泉。陆建德引用西方文论家弗兰克·克莫德《结局的意义》一书的观点，间接证明了他这篇“新解”开篇和中段冗长的文字，只是为了这个扬眉吐气的结局而存在。

    但是，一贯反对采用“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陆先生正好犯了同一错误。无论是李石曾，还是易培基，都不能简单定性为“国民党中坏分子”。

    李石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著名教育家，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人之一，跟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合称“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他的历史功过应该是分明的。最大的过是1927年支持并策划反共，导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破裂。最大的功则是推动了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

    李石曾号称“中国留法第一人”，亦被称为“留法学生之父”。他怀抱科学救国思想，跟蔡元培等一起创办了华法教育会、中法大学、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等机构，用民间集资和把中国的豆制品引入法国等方式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试图用世界主义的理想和法兰西近代文明改造中国社会。早年毛泽东对李石曾的主张是积极支持的。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致留学南洋的友人张国基信中写道：“惟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学李石曾先生等介绍学生往法国的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便是一个例。”通过留法勤工俭学，不仅造就了徐悲鸿、严济慈这样的文艺科技人才，而且也造就了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这样的杰出政治家。

    然而，陆先生不仅认同顾颉刚把李石曾定性为“坏分子”的说法，而且还在《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12期）一文中增补了李石曾的另一罪证，就是李主持的中俄、中法庚款委员会几乎无章可循，成为了他及其亲属侵夺财产的聚宝盆。陆先生既不是律师、法官，又不是审计部门的专家，他怎么能断言负责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就比中法、中俄庚款委员会管理完善呢？众所周知，在当时的教育界，存在留美派与留法派、留日派。他们产生龃龉，相互攻击。作为今天的研究者，应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怎能片面援引留美派人士的观点作为留法派的罪证呢？

    至于易培基，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进步人物。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是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曾任黎元洪的秘书；1913年回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执政教育，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张昆弟、任弼时、郭亮等均为其学生。1919年底跟毛泽东等新民学生会成员发动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1922年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顾问。1924年10月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废帝溥仪出宫，11月10日任教育总长之职。在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他跟李大钊、李石曾等均被北洋政府列入了通缉名单。

    被陆建德先生作为杀手锏使用的故宫盗宝案，现已证实是一桩冤假错案，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执政时期司法的腐败，官场的险恶，以及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易培基正是故宫博物院的奠基人。仅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贵文物就多达一百八十万七千五百五十八件，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文物不在统计之列。易培基为妥善保存这批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力主文物南迁，已被证明是一种正确且及时的举措。历史的结论是：“易培基从受聘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图书博物馆筹备会主任开始，即投入支持筹建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并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担任院长期间，更是筚路蓝缕，多所创建。”（郑欣淼：《由〈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谈故宫“盗宝案”》，《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9期）

    1937年9月南京地方法院对易培基提起公诉，完全是出于国民党右派头目张继及其悍妻崔振华的诬陷。易培基去世后有一幅挽联说得很明白：“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误交卖友客，闲官相攘谋竞深。”关于这一冤案的来龙去脉，可参看江庸《故宫盗案》、吴瀛《故宫盗宝案真相》等史料。

    陈建德先生的大文援引顾颉刚日记的“补记”，说“易培基案发后已入籍满洲国，既已成外国人，公诉就难以进行。”单看这种表述，不明真相的读者会误以为易培基晚年成了汉奸，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庇护。事实上，上海八·一三战役发生时，易培基为防迫害而避居在上海法租界。日方曾派人对他进行引诱，遭到他严词痛斥，去世时年仅五十八岁。毛泽东闻讯深感悲痛，多次对人说：“易先生是个好人呵……”

    陆先生把师大风潮爆发的原因概括为易培基与杨荫榆的权利之争，即易想抢杨的交椅，这是一种“反果为因”的荒唐说法。不错，北洋政府停办女师大之后，易培基出任了女师大教育维持会的会长，女师大复校之后，易培基又出任了女师大的校长。但是，在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易培基就担任过教育总长一职；如师大复校之后，国务院改组，易培基又出任了教育总长。天底下哪有一个教育总长身份的人会觊觎一个普通大学校长的位置呢？易培基临时短期出任女师大校长，并不是“高就”，而是由于女师大师生的恳请，多次谦退无果，出于对正义的支持，勉为其难予以“维持”罢了。

    我们不能否认，李石曾、易培基在1925年对女师大的进步学生是予以支持的；岂止是国民党内的李、易二人，冯玉祥将军也是支持的——女师大学生刘亚雄就专程拜访过他。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党委不仅支持，而且还在学潮中发展了十多名党员。鲁迅和许广平参与和支持这场学生运动，也是因为运动的矛头是指向当时中国的黑暗势力——北洋军阀。令人遗憾的是，陆先生的基本立场却站在摇摇欲坠的段祺瑞执政府一边，而对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百般指责。他对段祺瑞执政府使用的形容词是“虚弱不堪”，对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章士钊使用的形容词是“可怜”，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的倒行逆施使用的措词是“不得不”，对充当北洋政府打手的河北三河县老妈子则美其名曰“劳动妇女”；反之，对于1925年11月28日参加“首都革命”的学生、民众则一概视为“打砸一番，尽兴而去”的暴徒，而把这些革命群众运动的性质简约地提炼为两个字：逼宫——至于应不应“逼宫”，应不应该让北洋政府“江山永固”，陆先生则只字未提。（《图书馆“兼职”副馆长的工资》，海南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

    结束本文之前，重新回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大厦要坚固，必须夯实地基，选好梁柱砖石。文章亦然，更何况是“新解”。然而陆建德先生的文章轻而易举能被驳倒，就是因为他立论的主要史实站不住脚。陆先生判定李石曾、易培基是“坏分子”，而鲁迅与“坏分子”相勾结，是根据顾颉刚的一则日记。顾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他的学术成就应该给予肯定；但他对鲁迅却心存偏见，突出表现在他跟张凤举、陈源等人一起，散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剽窃了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书关于小说的部分，两人因此结怨。鲁迅生前担了十年“剽窃”的恶名，死后还有些试图颠覆鲁迅的人盲从顾颉刚的说法。不过学术界对此事也早有公论。胡适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中说：“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更直接的证据则来自盐谷温本人。1930年4月7日，鲁迅收到了盐谷温等十余位日本“中国小说史会”学者寄来的明信片，内容是他们一起拜读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联名表示感谢，恭请撰安，领衔签名的就是盐谷温本人。试问，天底下哪有被剽窃者诚挚感谢剽窃者的先例呢？这张明信片不仅在鲁迅日记中有明确记载，而且原件至今保存在鲁迅博物馆的资料部。用鲁迅论敌的话来给鲁迅记过，至少是违背了“兼听则明”的原则。陆先生把顾颉刚的“旧解”当成自己的“新解”，因而陷入了泥沼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