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文论研究的新创获

    《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是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的一部新作。袁济喜教授从事中国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数十年，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领域造诣颇深。《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的出版，是袁济喜教授对汉末魏晋文论的一次总结，亦是对开辟魏晋文论新的研究方法的一种开拓与尝试。

    如今，有关汉末魏晋文学史的编年著作并不少见。在本书的“导论”中，袁济喜教授将现今可见与本书相关的研究著论分为四类：其一是“从系年的角度加以编修，主要以1985年出版的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为代表”；其二是“从编年的角度加以整理与研究，以2006年出版的刘跃进先生的《秦汉文学编年史》为代表”；其三是“通过年谱的体例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家与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例如张可礼先生的《三曹年谱》”；其四是“从文学史料方面去加以整理的，如沈玉成先生的《建安文学史料辑校》”等。袁济喜教授对现今汉魏两晋文学的研究概括得已经比较全面，在袁济喜教授新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以上著述在体例和形式上比较明显的借鉴痕迹。然而本书的写作初衷却并不着重于文学史的梳理，而是要对中国文论的发生与发展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整合，这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我们看到，当今一段时期内，虽然学者们对于文学史与文学个案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而深入，但是对于文学批评的编年史著作尚未出现，更遑论汉末魏晋的文论编年史作品了。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袁济喜教授在导论中认为是学界“对于当时的文学批评概念范畴的认定有着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比较中肯的意见。

    “文学批评”是一个西方舶来的概念，其本身具有着一种对文学作品条分缕析的思辨意涵。然而与西方文论那种范畴的、分析的特点不同，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多诉诸于个人自身感悟，而对于理论体系的建构并不过分重视。中国文论批评的这种特质给我们当今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文论批评的体系问题，二是中国文论批评的范畴问题。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个人化因素相当浓厚，中国文论形成了一种重情感、轻体系的特点；而在西方学术理论盛行的今天，我们对于古代文论批评的许多分析已经渐渐偏离了中国传统的框架，开始与西方的学术方法相互杂糅，渐渐失去本我。如何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文论精神，在今天这种学术环境中已经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中国文论批评的核心生命力在于同人格精神的衔接，这样的一种特点在西方学术传统中也是看不到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极好地说明了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意识之中，文学与社会伦理自始至终保持着紧密联系。正因如此，中国文论批评一直是与文学创作、哲学历史诸领域水乳交融，无法截然分开。以上所述即是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重大不同处，亦是撰写中国文学批评编年的难处。

    袁济喜教授对以上问题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故而在书中试图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与发展有一个整体的关照。这种关照首先体现在对汉末文学批评起始时间与空间的考虑上。建安文学作为所谓“文学自觉”的起始，有着与政治年号所不同的时代划分，这一认识已经逐渐被当今学者广泛接受。一般认为，为了保持建安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特征，建安文学的上限应该溯至汉献帝即位的初平年间，甚至从灵帝末年开始亦无不可。而《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则走得更远，照顾到思想意识层面儒学的松动与破裂过程，本书将建安文学的发生缘起上溯至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是年，经学大家马融为梁冀作章表诬陷李固，这是一起十分重要的事件，标志着经学思想意识与人格精神的崩塌，而通脱、多元的人格特质，正从这里渐渐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将汉末三国文学批评的上限设在桓帝元年，这不单是试图为建安文学整理出一个思想源头，亦是试图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发展探索出一些思想根源。另外，本书对于三国时期除曹魏之外吴、蜀两国的文学批评也给予了适当关注，并在导论中认为“西晋与东晋的文学理论批评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承袭北方文化因素，而后者多受江南文化影响”，亦是颇具识见之语。

    考察当今所见文学系年作品，大多注重对历史事件发生年代之考辨，而对于事件的发生脉络以及反映的思想内涵多不作深究。在袁济喜教授的《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中，对事件的评论与分析虽然所占比例不大，然而时常作点睛一笔，已经构成本书又一个亮点。比如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荀悦著《申鉴》条，引证系年史料后又对《申鉴》一书作了精当的分析。在袁济喜教授看来，《申鉴》的理论成就主要在于对人性问题的探讨：“（《申鉴》）将儒家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与语上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等哲学命题加以发挥，提出‘性三品’的哲学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末王充的肯定和发扬……才性论是汉末魏晋文学理论批评的基础，也是文学批评理论如刘勰《文心雕龙》的《体性篇》讨论的主要问题……经由荀悦、王充等至刘劭系统论述、品鉴人物的著作《人物志》，再至后来刘勰的才性论，人性、才性的问题始终是魏晋批评的关注点。”由荀悦的《申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篇》，一条魏晋南朝人性论思想发展脉络在这里被简要论述出来。

    《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承继了一般系年类著作的体例与写作方式，然而又能够在史实考证的基础上多有创新，并不回避自我思想见解的表达。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领域内，对汉末三国两晋的文论批评进行编年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其用心之劳、考索之艰是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