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喻适志欤，蛱蝶恋花情

    哲学界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命名的专著屈指可数：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出版《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本世纪初，刘笑敢出版《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2014年7月，中山大学杨海文在齐鲁书社出版《化蛹成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以下简称《化蛹成蝶》）。陈少明教授为《化蛹成蝶》写的《序》说：“方法这个词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不同的方法与不同的知识期待联系在一起。”职是之故，以“方法论”为名的专门著作如此鲜见；惟其如此，以“方法论”为名的专门著作尤显可贵！

    除去“代引言”“代结语”，海文先生把其他37篇文章分为“内篇”“外篇”两大类，然究其用意，却耐人琢磨。唐人颜师古称《淮南内》《淮南外》之分，乃在于“《内篇》论道，《外篇》杂说”；成玄英称《庄子》内、外、杂篇之别，乃在于“《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有趣的是，作者取以作为《化蛹成蝶》一书定位的，不是“《外篇》语其事迹”之意，而是“《杂篇》杂明于理事”之说；全书篇章之区别，亦未相应地取《庄子》的内、杂之分，而是取《淮南子》的内、外之分。这恐怕是作者的有意为之：37篇文章虽分内、外，却是方便做法；内、外实为一体，皆属“论道”，皆“明于理本”，至少也是“明于理事”，而不仅仅是“语其事迹”，更不可归于一般的“杂说”。如此说来，我们审视《化蛹成蝶》所有的文章，不可有重要、次要之分，皆需用心待之。

    《化蛹成蝶》的文字看似断想，实则有条主线一以贯之，此即作者对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重视与自觉。作为“代引言”的《同情地理解、抽象地继承与综合地创新——略论20世纪护守中华传统人文的方法论智慧》是全书的纲领性文字，后面许多文字是这篇文章的分说与呼应。作者从孟子解读《诗》《书》的方法论谈起，认为：“充满文化守成情怀的孟子在王官失守的境况下建构了‘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20世纪许多富有历史担当感的思想家也在中西古今之争的语境中培塑了护守中华传统人文的方法论智慧；而且，后者的方法论智慧与前者的文本解读方法还在思想深处和逻辑深层有着内在的关联。”由此，作者放眼20世纪，提炼出护守中华传统人文的三大智慧——“同情地理解”“抽象地继承”“综合地创新”，从方法论的高度串联起了中国哲学史之为新兴学科的发展历程。从战国到现代，从孟子到时贤，从文本解读到护守传统，足见作者的良苦用心——绝不是玩弄玄虚的文字游戏，而是着实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中华传统的承继与创新。

    作者属于哲学科班出身，但在文学方面修养深厚，加之多年的编辑工作实践，故而全书文字规范严谨、活泼灵动，是部思想性、文学性俱佳的理论著作。归纳说来，《化蛹成蝶》既有宏阔的视野，又有温暖的情怀，更有诗意的表达，还体现出海文先生可贵的职业敏感与职业素养。

    说到“宏阔的视野”，检视全书目录即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领域的许多基本问题乃至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大都纳入了作者的视野，并有精致论析。比如《内篇》的《文献学功底、解释学技巧和人文学关怀——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诗化编码·引导取向·入世态度：中国传统哲学特征新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学科”的“身份”问题》《哲学史研究与哲学创作的“中国话语”》《中国哲学如何在“对话”中成就自身？——从“中西马对话”的学术潮流看》，以及《外篇》的《“抽象继承法”的历史命运》《“大”体“新”用：大国学与新国学》诸文，古今中西，纵横捭阖，思考缜密，立意高远。读这些文字，一方面，“不仅可以了解作者的立场或主张，同时还可以接触到相关学术思潮跳动的脉搏”；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史讨论的对象虽然古老，但作为一个学科则是新兴的，所以，它的知识追求需要通过方法论的界定来表明其功能。这个学科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导致它自始至终处在被检讨的地位上，而检讨的手段就是方法论的反思。同时，中国哲学史所涉学科为哲学，而论方法正是哲学的专业”（陈少明《序》）。《化蛹成蝶》便是很“哲学”的，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厘清“中国哲学史”的性质、功能与任务，而这一努力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形成某种匡正与提升。

    所谓“温暖的情怀”，是指《化蛹成蝶》对于现代生命及生活的深切关怀。海文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接地气的：他用“哲学”来观察与思考，基点却在于活生生的“人”。比如，80年代后期他曾走进李泽厚的心灵世界，后来又关注王元化的“思想”与“学术”；他从台大哲学系毕业生的就业经历，联想到“哲学与我们的精神生活”；寄寓岭南，他放眼过“中国哲学研究的广东景观”；身为现代人，他关注中国哲学的“互联网阅读”与“博客写作”。书中另有一组论“大陆新儒家”的文章，亦是基于作者对于儒学传统如何落到现代人生活中的关怀，同样给人以“温暖”的感觉。这组文章较重要的有《“重建儒教”：一个学术史描述——以方克立、张祥龙对蒋庆的评论为主线》《儒学普及的“节典化”与“课堂化”问题》等。

    至于“诗意的表达”，可以视为《化蛹成蝶》不同于其他诸多哲学研究著作的特色之处。书中有两篇文字专记哲学史前辈的诗词交往，亦即《〈中国哲学史〉编撰：萧萐父与李锦全的盎然诗意》《张岱年、石峻先生联名遗诗一题》，颇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致。作者说：“我们今天重提这本经典（按：指萧、李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不是为了清理‘书外’众所周知的成功事迹，而是要激活‘书内’鲜为人知的成长故事。”更重要者，《化蛹成蝶》的文字风格富于诗意，善于对哲学问题进行诗意的表达。这在当今哲学界尤可宝贵。哲学本来富于无限诗意，不要把灵动的哲学做得艰深晦涩。放眼书中，无论谈如何突破哲学研究学科壁垒的《哲学如何在“道通为一”的路上抵达本命？》，还是谈中国哲学史有“实史”“编史”两种形态的《中哲史研究的“格言下乡”与“故事上山”》，抑或谈中国哲学研究者应具素质的《中国哲学共同体的“诗词作业”与“心灵审美”》，无不体现着这种诗意表达。比如，作者引用余光中的《乡愁》后说道：“‘当中文遇上英文’其实也正是中国现代哲学形态抵达自身本命之际不可抗拒的某种宿命，‘道通为一’因而注定了将是哲学及其从业者永恒的追求！乡愁总是永远的。”如此表达，哲学变得更加亲切和温暖起来了！作者充满“哲学需要诗意表达”的理论自觉，更将“诗词作业”与“心灵审美”作为中国哲学共同体的基本素质。作者20岁写的《哲学大趋势》，以及发表于《随笔》杂志的《李泽厚的心灵世界》《思想史“写作”的里里外外》，皆属优美隽永的哲学散文，读来有诗样的享受。作者的文字风格前后亦有差别，早期华丽而后期沉着，然而诗意的表达却前后一贯。《哲学大趋势》说：“一旦发展到了极致处，哲学就不仅仅是哲学了，而且还是诗。真正的哲学是诗化的哲学，它表达出感性与理性交融合一的审美意象，先是给人视觉上的强烈震撼，然后转化成主观内在的信仰力量。”“当哲学走向诗时，哲人们也应该走向五彩缤纷的尘世生活：一方面拥抱孤独，一方面拒绝禁欲。”原来，作者甫一结缘哲学，即已形成“诗化哲学”的观念。

    海文先生的勤奋与敬业有口皆碑，但《化蛹成蝶》收录的几篇“编后记”，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勤奋，更有职业编辑的敏感与素养。比如，为《现代哲学》编张祥龙的《儒家原文化主导地位之含义》，他想到儒家“复活”的“意识”前提问题，认为“研究的是‘西方学问’，阐扬的是‘中国精神’，朗现于张祥龙身上的这一当代文化现象无疑发人深省”。

    《化蛹成蝶》还收录了几篇与文献学、编辑学相关的文字。如收入《内篇》的第一篇文字把文献学功底放置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意识来看待，从近年来出土文献渐次丰富的学术实际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意识应做相应的调整，提倡在哲学研究中对过去作为“支援意识”的“历史—思想史进路”予以充分重视，认为“假如条件允许，我们有必要深化‘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教学内容，尤其是使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层次上的这门必修课逐渐朝着‘中国古文献学’靠近”。这些见解对于开拓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格局，增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厚重感和持久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庄生梦蝶之“自喻适志欤”的感喟，正是化蛹成蝶、物我为一的快意，也是一位哲学研究者深造自得的满足。南朝梁简文帝的诗句“翻阶蛱蝶恋花情”，则是我们对于海文先生未来学术研究的展望与期待：化蛹成蝶，蛱蝶恋花，翻阶过后，美景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