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勿“绑架”鲁迅

    考察鲁迅研究的现状，大概不难发现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所谓学院派的“纯学术”，无所谓精神立场，也无所谓价值取向，只是根据某些考核指标，敷衍成文。那是为稻粮谋的学术，涉及生存，无可多责，而对学术发展和精神建设而言，它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第二种情况被称之为“贬鲁派”或“倒鲁派”，他们有鲜明的立场，也有明确的目标，无论手法是曲是直，宗旨就是要挑鲁迅的毛病，把鲁迅贬得越低就越痛快。这一派的情况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第三种情况构成了所谓“尊鲁派”或“挺鲁派”，顾名思义，是尊崇或力挺鲁迅的。当然，这一派又有两种情况：一是盲目尊崇，甚至尊崇的仍然是大半个世纪之前神坛上的那个偶像；二是真正了解鲁迅，在深入研究和理解的基础上尊崇鲁迅、于弘扬鲁迅真价值。林贤治属于后者，而且是重要的代表人物。

    林贤治不在学院，所以，他的研究并非谋生手段，更不是为了多出成果以便评什么专家、什么学者之类的名衔，多拿一笔津贴。他研究鲁迅，主要是因为个人的兴趣和精神需求。

    从道理上讲，进行学术研究，学院派是应该有优势的，重要成果也应该出在学院中，但现在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种种制约，体制内的学术大多成了内卷形的包头白或卷心菜，四周很圆，枝叶紧缩，既无知识发散，也无思想伸展。这当然不是林贤治所满意的状态，因为他是鲁迅精神的传人，他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是带着自己的人生体验走近鲁迅的，是带着自己的激情，带着自己的痛苦和梦想而走近鲁迅的，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追求。

    就我个人而言，最先开始关注林贤治，是因为他的《人间鲁迅》。我在书店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第一反应就是：鲁迅应该回到人间了。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鲁迅被高高捧上了神坛，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因为披上了红色袈裟，不仅不可非议，甚至成了打人的棍子。他的某些只言片语，也常被拿来作为反人道暴行的理论依据。那种神化，本意是让他更加伟大和神圣，但就像上帝是根据人的形象塑造的一样，造神者所依据的，只能是自己的形象或自己理想中的形象，结果，就把鲁迅弄得青面獠牙，不仅让人望而生畏，而且有点面目可憎。今日中国有许多人反感鲁迅，正是那样造神的结果。如此情况下，林贤治要把鲁迅从那样的神坛和战车上请下来，让他回到人间，恢复本来面目，这无疑是对鲁迅的一种解救。而且，这种解救事实上已经显示了后来他与一些人争论的基本出发点：提醒人们不要因为鲁迅曾被绑架而让他去做绑架者的陪葬。

    在过去的教科书和一般研究著作中，常见的做法往往是先从某种政治立场出发，把鲁迅划入某个阵营，并由此划分出他的“敌人”和“战友”。对此，林贤治显然不以为然。他有他的清醒，能够超越政治壁垒造成的遮蔽，也就不难看到一些所谓战友的面目，看清他们与鲁迅的真实关系。在这一点上，《鲁迅的最后十年》是值得称道的。在作者笔下，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左联领导人的关系得到了清理，矛盾、分歧、对立和斗争得到了展示，让人们看到了过去教科书和主流叙述中的许多谬误。在此之前，没有哪一位学者进行过这样的清理。

    在广西师大出版社新版的四本书中，《反抗者鲁迅》写得生动活泼，且命名体现着作者对鲁迅的一种认识，具很强的学术价值。林贤治研究过加谬，加谬曾经如此比较过反抗与革命：一、革命从思想开始，将思想注入历史经验中，而反抗只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二、反抗对结果不做承诺，既不建立政府，也不阐明理由，事实上是目的模糊的抗议行动；而革命，却是以思想规定行为，用理论改造世界。三、反抗不一定杀人，革命却往往不可避免要流血。加谬甚至认为，法国的1793年之前是反抗的时代，而此后是革命时代，其标志就是断头台。他还认为，在二十世纪，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所显示的革命，都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强大，与反抗精神格格不入。根据加谬的这种划分，鲁迅自然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反抗者，一个反抗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林贤治对鲁迅的这种定位，应该是准确的，也是对过去结论的某种颠覆。

    林贤治不掩饰对鲁迅的偏爱。在这个世纪之交，由于现实的复杂作用，鲁迅与胡适，面临着重新的被选择，鲁迅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林贤治成了鲁迅的捍卫者。我不赞同在鲁迅与胡适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赞同因为鲁迅曾经被利用，就让他去为利用他的力量殉葬；也不赞同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像鲁迅晚年那样对待胡适。但我赞同林贤治为鲁迅所作的一系列辩护。他指出人们对于鲁迅存在种种偏见，那些否定鲁迅的人们心目中的鲁迅并不是真实的鲁迅，而是文革文化所塑造的那个鲁迅。林贤治知道，只是把鲁迅与恨、斗争哲学联系在一起是不公正的，他知道鲁迅有大爱，有大悲悯，而爱与憎是无法分开的，一个人如果对人类怀有大爱，面对人类遭受的种种摧残和扭曲，就不能没有憎恶。

    林贤治坚守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显示着鲜明的道德立场，在这个不谈道德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人指责为“道德理想主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道德理想也变得不受欢迎。或许多半是因为长期置身于下滑的文化之坡，大多数人都经不住道德追问。其实，这正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几个林贤治，倒可以成为精神和道德下滑路上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