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宝生的梵学人生

    2015年1月26日，在印度驻华使馆庆祝共和国日的招待会上，印度驻华大使宣布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宝生荣获印度政府莲花奖的喜讯。在本年度104位获奖者当中，共有17位非印度籍学者。黄宝生位列外籍莲花奖得主之首，并成为中国第一位同时获得印度总统奖(2012)和莲花奖(2015)的学者。

    由于语法变化复杂，梵文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据粗略统计，全中国掌握这门语言的也不过几十人而已。从1960年算起，黄宝生踏入梵学领域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出版学术专著，翻译、编写教材和语法，为国内梵文学科的建设奠定基础，填补领域空白。2012年，时任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颁发的总统奖授奖词中对他如是评价：“黄宝生先生是中国的梵语/巴利语学者，并以半个世纪的成就确立了他杰出东方学家的地位。”

    在社科院外文所梵文研究中心，这位七旬老人接受本报采访，回顾他跋涉在梵学路上的一生。

    师从季羡林、金克木学梵文巴利文

    1960年，18岁的黄宝生考入北大中文系，但到中文系报到时，却被告知调到了东语系。而到了东语系，他又被分配在梵文、巴利文专业。“当时也不问为什么，我们那一代，认为服从国家分配是应该的。”回忆当年这一对命运发生决定性影响的专业转变，黄宝生说这是“命运给予的恩赐”。

    黄宝生就读的这届属中国高校首次开设的梵文班。在1960年到1965年（学制五年）的学习中，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亲自执教，前四年学梵文，在学会梵文的基础上，第五年季羡林再教巴利文。两位先生当时都才50岁左右，学术成熟，精力充沛，亲自编写教材，讲课中尤其注重语法解析，培养学生细读文本的习惯。

    两位先生都热爱文学。季羡林喜欢写散文，是散文家。金克木喜欢写诗，是诗人。黄宝生依然记得，在大学三年级（1962年）时，季羡林发表一篇散文《春满燕园》，其中描写他在清晨漫步燕园时，“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却传来一阵阵朗读外语的声音，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依稀可辨”。在外语中特别提到梵语，这让梵文班的学生倍受鼓舞。

    喜爱文学的黄宝生，自然会更加自觉接受两位先生的熏陶。教材中有不少梵语文学的名著，尤其是高年级时，选读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作品，让他们充分领略梵语诗歌的语言艺术。但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体会这种学习带来的精神愉悦。梵文班入学时的20个学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只剩下17个。“梵文确实难学。我们当时就知道，我们不能像学现代语言的学生那样，毕业之后从事外事、外贸等工作，我们将来的出路就是搞研究。”佛教起源于印度，中国大量的佛经都是经由梵文翻译而来；另外，中国没有梵汉辞典，学习、研究梵文的主要参考书、工具书都是英文的；因此，两位先生为了打好学生的基础，除了梵文巴利文之外，还安排古汉语和英语的相关课程，训练学生掌握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临近毕业时，季羡林和社科院的相关研究所联系，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争取适合的工作岗位。1965年，梵文班的学生一毕业，很多人被分配到社科院哲学所、宗教所、历史所，喜欢文学的黄宝生被推荐进了外文所。

    打通世界文艺理论三大体系，填补空白工作不到一年，就赶上了文革。年轻的黄宝生也不由自主地卷了进去，在“炼狱”中经受了痛苦的磨炼。因此，文革结束，能够重新开始学术研究，他倍感幸福。其实，在文革尚未正式结束之前（1973年），外文所就已经开始非正式地恢复学术研究。所长冯至还亲自写信委托季羡林指导黄宝生的工作。殊不知当时，季羡林尚未“解放”，黄宝生在北大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值班室找到了他。这次“非同寻常”的问学，季羡林给黄宝生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做学问要从bibliography（目录学）入手。”这样，在此后几年中，他经常查阅和浏览国内外学者的梵学研究成果，养成了阅读书目的习惯。

    1983年到1986年，黄宝生参加了季羡林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印度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其中的梵语文学部分主要由他承担，季羡林因为刚刚完成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撰写了其中关于史诗《罗摩衍那》的一章。在中国，向学术界介绍梵语文学理论的先驱者是金克木。早在1965年，他为社科院外文所编辑的《古典文学理论译丛》选译了一些梵语诗学名著的重要章节。黄宝生在编写《印度文学史》中《梵语文学理论》时，真切体会到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诗学宝库。所以，文学史编写工作结束后，黄宝生开始从事梵语诗学研究，写成专著《印度古典诗学》，于1993年出版。

    “这部著作虽说有填补国内梵学研究中学术空白的意义，但我决定从事这项研究也有现实的动因”。当时国内文学理论界出现比较文学热潮，并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强调打破“欧洲文化中心论”，将广大的东方纳入比较文学视野，努力开展东西方文学比较和诗学比较。可是，在国内，东方诗学研究一向是薄弱环节。黄宝生撰写《印度古典诗学》，希望为中国的比较诗学提供一些资源。

    世界文艺理论有三大源头：古代希腊、中国和印度，都自成体系。西方、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艺理论形态不同：西方富于哲学思辨，印度长于形式分析，中国善于艺术表达。换言之，西方倾向哲学化批评，印度倾向形式化批评，中国倾向诗化批评。但黄宝生认为，虽然表达形态不同，但文学原理是相通的。在他看来，打通西方、印度和中国诗学，是一项有价值的学术课题。

    师生两代译出印度两大史诗巨擘

    本想“趁热打铁”，继续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黄宝生没能继续下去。1993年，他接受另一项学术任务：主持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被誉为支撑印度文化的一双巨足。《罗摩衍那》此前已由季羡林先生译出，而《摩诃婆罗多》的规模更宏大，号称有“十万颂”（现代精校本约为八万颂），篇幅为《罗摩衍那》的四倍。

    其实，这项工作原本由黄宝生的同学赵国华主持，他和另外几位同学只是受邀参与。金克木先生为他们确定了翻译体例，还亲自翻译了头四章作为示范。但由于赵国华英年早逝，出版社的领导找到黄宝生，希望他出面主持完成翻译工作。从1993年接手，到2002年完成全书的翻译，十年中，黄宝生将主要的精力都投入了这项工作。作为主持者，除了承担较多的翻译任务外，他还负责全书译稿的校订和通稿，并为每卷译文撰写导言。在这场“持久战”中，黄宝生说自己“有一种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的真切感受。而劳累时，看到眼前已经完成的工作量，又会激发信心和力量”。尤其是离最终目标越来越接近的一两年中，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是夜半搁笔入睡后，梦中还在翻译。

    2005年，约四百万字的《摩诃婆罗多》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并荣获首届中国图书出版政府奖的殊荣。尤其让黄宝生感到安慰和自豪的是，“季先生翻译了《罗摩衍那》，到《摩诃婆罗多》中文版出来，我们师生两代将印度两大史诗的全译本呈现给中国读者。”

    中国近现代梵文研究很落后

    完成《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后，黄宝生原本可以接下去对这部史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回到已放下很久的诗学课题上去，开始中印古典诗学的比较研究。就在这一研究进入正题的时候，他的研究重心又身不由己地出现了转移。

    当时，有一些青年学者愿意跟随黄宝生学习梵文。想到梵学研究资源丰富，而国内梵语人才稀缺，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担起培养后继人才这份责任。2007年至2009年，黄宝生开设了一个梵语研读班，参加的学员都已经具备梵语语法基础知识，他的任务是，按照当年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的方法带领他们精读梵语原典。授课过程中，他还为学员们编写了《梵语文学读本》《梵语佛经读本》《巴利语读本》《实用巴利语语法》等辅助读物。2009年，中国社科院接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为此，社科院成立了梵文研究中心执行这个项目。在培养人才方面，开设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梵文班。在研究方面，制定了有关梵学各领域的研究计划。黄宝生一方面分担梵文班教学任务，同时还主持编辑出版《梵汉佛经对勘丛书》。近代以来，我国前辈学者都很重视梵汉佛经对勘研究方法，只是由于国内缺少梵语人才，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未能全面展开。

    历史上，作为文明古国的印度，对外宗教文化交流非常活跃，中国古代大部分佛教经典都是由梵文翻译过来的，因此，学习、使用、翻译梵文的人数众多，中国成为印度之外最大的梵文翻译大国。但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梵学研究也被置之一旁，与德、英、法、美等这些西方国家和东亚的日本相比，处于落后地位。极少的几位有成就的学者也是在偶然的机缘中与梵语结缘的，如季羡林在德国，金克木在印度。

    解放后，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梵语人才，但一则人数少，再就是人才成长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这也是社科院将梵学列为“绝学”的原因所在。“好在，中国的梵学现在呈现向上发展的好趋势，不少年轻人愿意学，好好培养的话，能培养出来一些，这些工作的效果慢慢会显示出来。”这是老年黄宝生感到慰藉的一件事情。

    他总是鼓励青年人努力学习，梵学领域的空白那么多，一辈子都做不完。“我年龄大了，视力也很差，慢慢地也就丧失工作能力了，但现在能做的事情就要做。中国有些学术总得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链接：

    莲花奖创立于1954年，是印度政府颁发给本国公民和少数有突出贡献的外籍公民的最高荣誉，涉及与印度相关的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体育、医疗、公共事业等各个领域。2008年，97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获得莲花奖。印度媒体用“莲花奖首次翻越喜马拉雅山”来描述中国人获得这项印度人的殊荣。

    印度总统奖创立于1958年，用以嘉奖梵语、巴利语/俗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学者的终身成就。巫白慧先生是首次获得印度总统奖的中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