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深度有责任的力之先生

    敏泽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美学思想史》（湖南教育版）“后记”中云：“最后，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本书此次校对过程中，十余年来，一直从我问学的广西师大中文系我的学生力之，他知识广博，心细如发，寒暑不辍，耗时年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查引文，核版本，润修辞，纠偏失。全书所有引文、版本，他基本上全部重新核查了一遍（包括我核校过的绝大部分）。世风浇薄，此情弥足珍贵。此书苟传世，力之功不灭。”力之（刘汉忠）先生，广西北海人，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老先生这段话我深有同感，十年来我所出版的每一本书，无一不凝聚着力之先生的心血与智慧。如先祖汤炳正（字景麟）的《楚辞讲座》，200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各方面反响良好，被誉为“研究《楚辞》之最好入门书”。这本书的成功，作者之外，力之先生当记头功，我虽忝为整理者，实乏善可陈。近日无事，清理来往的电邮，发现先生一篇关于此书章节处理的《说明》，而这正如我在《编后记》中说的：“力之先生对讲稿所提出的整理思路，竟多与祖父生前的想法相暗合。”今重读之，感慨良多。

    先生对《楚辞讲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再举两方面的例子：“纠失误”，如在“屈原的生年月日”一讲中，原稿有“也跟屈原不同”一句，先生提出此语有问题，正确的表述应为“也跟王逸注《离骚》说的不同”。起初我还有些不情愿，潜意识里这一部分讲课的录音稿，业经先祖过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先生则斩钉截铁地说：“令祖父《楚辞类稿》的‘三六’条《王逸对“摄提”之异说》中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你可以去看看。此处记录肯定有误，绝非令祖之本意。稿子不管经过谁看过，只要有悖于令祖之本意，就必须改正过来。”我翻看后，感到先生对先祖之学真是了如指掌，便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润文字”，如原稿有“我所说的三个方面，即个人兴趣、性情、才能，基础都要考虑”一句，先生说：“似改为‘我所说的三个方面，即个人兴趣、性情、才能，都要考虑。’理由：删去‘基础’，因前面仅说三个方面。或改为‘我所说的三个方面，即个人兴趣、性情、才能，以及基础都要考虑’，即在‘基础’前加‘以及’，让‘三个方面’只管‘兴趣、性情、才能’，而‘基础’另外。”

    先生对相关典籍异常熟悉。我编《汤炳正书信集》时，收先祖的《章太炎先生之日常生活》作为附录。此文原载上海《大公报》1936年6月19日，我是从“国图”幻灯片过录的。其中有“同学胡宪墀君因病去世，先师挽云：‘好学果忘疲，有志竟成期项橐；生材殊不易，华年未秀悼终童’”之说，因我不明“终童”的典故，又因字形相近而误抄成“终意”。文章传给先生，他马上打电话来告诉我（这里插一句，先生乃性情中人，他不喜欢发邮件，嫌慢，说不如打电话来得畅快）：“‘掉终意’为‘悼终童’之误。‘终童’，典出《汉书·终军传》。”接着，竟脱口而出：“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军死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黄源先生晚年因不良于行，故写《书法讲座》时所引文献材料，多只凭记忆而时或未能“原原本本”。然限于水平与条件，我在整理时常常感到无能为力与束手无策，好在有先生把关。《书法讲座》出版后，被一些高校列为教材，如山西大学书法艺术所把它作为研究生的教材。所长李星元教授还让我在其教学书上签名，说“连姚奠中先生都表扬了你！”我说：“此书若说做得还不错而大致算对得起黄先生之重托，校订方面实多广西师大教授力之先生之功，我不过是挂名而已。此非谦虚而是实情。”

    前几年，编先祖《语言之起源》（增补本）时，因这项工作学术性太强，非我所能措手，故只好再恭请先生帮助。先生则不仅花了大量的时间认真细致地校勘了全稿，而且还在我的一再恳请下为是书作了序——至于后来先生所以下那么大的功夫将序写成了一篇四万五千字的研究性长文，据先生所说，乃因其深感先祖有关“语言之起源”“文字与语言关系”等方面之研究成果实在杰异而远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使然。后来，书稿因故未能出版，先生便又将此极见功力的长序析为四文在《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其中《论汤炳正先生在文字与语言关系领域中所作之贡献》的匿名审稿专家说：“该论文以汤炳正氏《〈说文〉歧读考源》作为研究对象，将汤文放在一个较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揭橥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及方法论之意义。论文尽管是论述前辈学者的成果，但作者视野宽阔，识断精审，理论与文献功底扎实，述论结合，论证充分，学理明晰，资料翔实，论点鲜明，对于语言与文字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特有意义，而对语言文字学深入和细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先生这组论文的深度与学术价值，于斯可见一斑。我尝想，当年先祖在小学方面究竟有哪些特质与表现，使得阅人无数的太炎先生对其那么赏识，以至有“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的期许？看了先生这组论文，我恍然明白了。鲁迅先生在《叶紫作〈丰收〉序》中曾说：“伟大也要有人懂。”的然。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先生这组论文乃太炎先生当年何以对先祖作那么高评价之最好的注脚。刘梦溪先生曾称他的研究“是有见解的文字”。何九盈先生在其名文《〈中国现代语言学史散步〉修订本后序》中曾说：“著述走向‘未来’固然靠自身的价值，而如何发现其价值，认识其价值，肯定其价值，这就不是著述自身的责任了。有的著述反潮流，不为时代所容；有的著述反传统，思想大大超前，不为时人所理解……学术著作能否走向未来，冥冥之中也有机缘、命运在起着难以预料的作用。”力之先生堪称先祖父的学术知音，难怪当初其访先祖时，先祖父赞之曰：“学术悟性极高，将来必有大成。”

    先生的论著，我多已拜读，十分钦佩他的文献功夫与思辨能力，认为在当今学术界实为少见，其研究无疑已走到所在研究领域的最前列。前人云：“读古人书而不明其体例，尤欲渡而不知津之所在，殆矣。”他的《楚辞》与《文选》成书体例研究，均极具学术魅力，贡献殊多。关于《楚辞》的成书，先生有云：“囊括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作家屈原之所有作品，而他人之作之录入条件乃代屈原设言。”一句“代屈原设言”，即揭示出《楚辞》成书的“千古之迷”（游国恩先生曾有《楚辞》古本是“颠倒凌乱的烂本子”之评）。我们由此明白西汉影响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为何无作品选入（汉以骚为赋），也明了东方朔为时人最称道的作品为何不得入。因为凡“模仿屈作而站在第三者之角度写的作品，不问优劣，盖不得入《楚辞》域内”。再如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读读其《〈招魂〉作者之再探讨》等文，并以之与本研究领域中的被普遍认为是高水平者比较，我们便会更加清楚何为真正的高水平。《文选》的编者问题，历来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然几乎离不开对刘孝绰参编的认同，而先生从文献可信度层面等论证此书乃为萧统独撰，遂几息纷争。先生对与《文选》成书问题密切相关的成书状况、选源、篇目次第等问题所论，均或发人之所未发，或届人之所未至。王立群先生曾说：“力之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选》成书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代表了《文选》成书研究的前沿”；“在《文选》成书研究中……一种以日本学者冈村繁与中国学者力之为代表”；“力之三文为……又一力驳刘孝绰中心说的重要文章。其文甚重思辨，对诸史的用语极为讲究，在常人不甚注意之处，力排清水凯夫之说。”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我们将先生之文与本研究领域中的海内外名家相关之作比观，便不难明白何为文献支撑之坚与逻辑穿透力之强。

    学术界似乎有一种看法，认为先生论学常常锋芒毕露，其实大不然。我曾请戴明贤先生写了一幅“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转赠先生，即旨在说明先生之辩，乃出于“学术责任”，而非好事之争。先生曾自言：“为文必有新观点或新材料，不炒‘旧饭’，不自说自话。所见异，虽所崇敬之前辈，亦欲与之论辨；而论辨，不管是谁，均对‘事’而不对人，一切纯以学术为依归。”“纯以学术为依归”之辩，其非“学术责任”而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