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失望的张大千纪念馆

    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张大千是一个传奇式的存在，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赞美者称其为中国画坛“五百年来第一人”（徐悲鸿），鄙视者斥其为“艺术投机分子”（傅雷）。其一生所为，令人眼花缭乱：精妙绝伦的仿古与造假作伪，敦煌石窟壁画的开发与破坏，对西方现代艺术一窍不通，却偏偏去会见西方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还有妻妾成群、放浪形骸的的名士兼术士的生活作派，每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然而，透过种种表象，明眼人依然可以看破：张大千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最大的玩家，他玩人生，玩艺术，玩爱情，样样都玩得很地道，玩出了境界，堪称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道不可多得的奇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的奇景我们今后再也看不到了。因为这个缘故，我对张大千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兴趣。

    然而我的愿望落空了，原因很简单：我想看的张大千故里已经不复存在，而看到的“张大千纪念馆”，竟连一件张大千的艺术真迹都没有见到！同许多令人失望的古代文化名人的纪念馆一样，里面摆放的都是复制品与印刷品，能够见证张大千的家世及人生经历的实物也没有看到几件。此种情形不由使人生发感慨。张大千一向自我标榜不参与政治，但作为一个人生大玩家，他对于政治的奥妙却不可能不懂。张大千的人生经历、知识背景、艺术趣味，宿命性地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与人生选择。他是一个不耐寂寞、懂得享受、热衷名利、精通人情世故的人，一生的交游，无非达官贵人，文化名流，遗老遗少，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严酷的竞争角逐中，别无选择地倾向于前者。他的艺术追求与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潮流，与普罗大众，与民生疾苦隔得很远。唯其如此，一九四九年鼎新革故之际，他没有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是选择去了台湾、香港，后来又远走南美、美国，最后又回到台湾。耐人寻味的是，临走之前他托人给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送了一幅荷花，表明了他的练达与世故。这些都表明，张大千非常清楚自己与新生的红色政权无缘，这也决定了他日后在中国大陆的待遇，充其量只是一个统战对象。然而，在海峡另一端的台湾，无论朝野，张大千受到无以复加的推崇与追捧。一九八三年张大千去世时，台湾当局成立了由国民党党、政、军高级要人及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共一百一十七人的治丧委员会，进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并以“国旗”覆盖棺木，品位不俗的“张大千先生纪念馆”若干年后在台北落成，供人参观缅怀。

    尽管如此，从外表上看，中国大陆的“张大千纪念馆”并不差。纪念馆位于四川省内江市东桐路圆顶山，东临西林开发区；西与内江师范学院等学校相邻；南俯沱江，为浅丘田园风光。地貌为一狭长之小山丘陵。东西长约四百米，南北宽约七十五米。占地面积两万零九百七十三平方米。地势东高西低，登高南眺，甜城内江尽收眼底。主体建筑以张大千故居旧称“大风堂”命名，采取仿古结构，参照四川民居建筑风格，采取三合院和四合院的组合，成为几进的院落布局，建筑手法多样而统一，穿斗构造，坡屋面，马头墙与山屋面交替运用，视觉效果很不错，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符合张大千一生保持的民族传统习惯。整座建筑，青瓦粉墙，古朴典雅，气势恢宏。

    纪念馆匾额由张大千生前好友张学良书写，书法虽然不敢恭维，却名正言顺。张学良与张大千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五年秋。当时张大千游华山，应杨虎成将军之邀请到西安小住，结果引来了杨的老友张学良将军来索画，因作画时间紧迫，烘画时差一点烧掉了张大千的大胡子。张学良年轻时是个花花公子，却好附庸风雅，收集了不少古字画，其中不少就出自张大千之手，后来得知这一切，张学良不仅不生气，反而对张大千敬佩有加，这成为他们长达半个世纪友情的起缘。张学良在结束漫长的囚禁生涯后首次在台湾公开露面，就是在张大千的公祭仪式上。

    纪念馆的陈列与解说充分体现了“为尊者讳”的中国文化传统，其文献学术支持来自《张大千年谱》（李永翘著，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首次出版）。作为张大千的超级崇拜者，李永翘耗费巨大心血编著了这本张大千年谱，下功夫之深，搜罗材料之富，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受崇拜者眼光的限制，李对史料缺少深入严格的甑别，选择材料也不够公正客观（比如一再渲染张大千与齐白石关系如何之好，其实齐白石根本看不起张大千这种喜欢造假的画家，奴视之），对张大千人格的负面和艺术上的局限也缺少必要的说明与批判，而是一味地赞美崇拜，将其塑造为十全十美、震今铄古、无以伦比的首席艺术大师。《张大千年谱》中的这个先天不足到了纪念馆的陈列解说，又被进一步放大，变得更加简单、明快，也更加庸俗，落入当今许多名人纪念馆“为尊者讳”的普遍的俗套。张大千童年时代的传奇人生经历，如被土匪绑架被迫充当“师爷”一百余日，和因失恋的刺激遁入佛门削发为僧，取法号“大千”的经历，被简化为“百日师爷”，“百日和尚”的传奇故事，更加便于流传，其中寓有的深刻含义，对张大千日后人生道路的影响，则被忽略不计。

    再比如，关于张大千与毕加索的那次著名的会见，也被作了移花接木的改编，变得面目全非。年轻貌美的讲解员伶牙利齿地介绍西方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虚心向张大千请教如何画水墨画，张大千向他解释中国画的“墨分五色”的技巧，不求形似重写意的美学品位。两位艺术大师互赠的《西班牙牧神像》（毕加索）与《墨竹图》（张大千）被并排放在一起，再加上他们的合影，更加增添讲述的可信性。不知内情的人听下来，似乎是毕加索为了向张大千请教如何画画于是才有这次会见。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第一，这次会见是张大千主动求见，而且是第一次没见成，第二次又去见，会见的动机，表面上看是“以画会友”，实则暗含“老子东方第一”的自大自信（因为毕加索是“西方第一”），用张大千自己的话说：“艺术家只要互相尊重，有什么不能见面的？毕加索架子大，我张大千去拜访他，他就有面子了，万一他谢绝我的约会，他总要说个理由。”第二，张大千的自述表明，会见毕加索之前，他对这位西方现代艺术大师一点不了解，会见之后，也没有增加对他的兴趣和探究的欲望。这并不奇怪，张大千艺术上一辈子固守中国的传统，对西方现代艺术素无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甚了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会见时毕加索赠送张大千的《西班牙牧神像》，变形剧烈，张大千一点看不懂，称为“鬼脸壳子”。由此可见，张大千会见毕加索带有作秀的动机。果然，在张大千密切配合下，这件事后来被炒得沸沸扬扬，最后上升为“世界画坛的高峰会见”，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张大千骨里的一种“俗”。

    张大千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数得上的玩世大家，他的一方印章“游戏人生”，一副对联“百年诗酒风流客，一个乾坤浪荡人”，可以概括他的一生。这决定了他人格的全部复杂性。从这个角度看“张大千纪念馆”很失败，它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平面、单一、传奇化的张大千，与真实的张大千貌合神离。

    （本文摘自《悦读MOOK》第40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作者李兆忠，定价：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