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所志、下有所为，其事必成

    回首过去三十年，在一片混沌中，“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始终贯穿了改革的整个历程。尽管这种理念广受诟病，但是中国的这场浩荡变革本来就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在重重危机倒逼下的大转换，因此才会既无现成经验可学，也无同类样本可效，只能是在跌跌撞撞中摸索前行。当邓小平以八十之躯开始推动这个庞大帝国转换方向时，他面临的不仅是艰巨错综的丛丛问题，同时还必须与自己的生命展开竞跑。因此以邓公卓越的智慧与远见，尽管他看到了他的改革所必须面对的种种挑战，却也只能将有限的生命和精力集中到迫切和易行的个别主攻点上寻求突破。所以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虽然成就巨大，但却并非均衡和全面，今天的诸多问题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失衡的结果。

    所谓“改革无止境”，正是由于欠缺了全面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协调，使得失衡的改革举措在试图解决旧有痼疾的同时，又不断衍生出新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加以消解的不得已而已。

    不同于当年，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探索和沉淀后，今天我们面对的这场改革的具体阻碍和路径都已清晰可见。迄今为止的发展模式已经后劲乏力，在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之时，中国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就必须让全社会都能够弱化矛盾、释放活力、激发创新，但是实现所有这些目标的关键还是在于建立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制度环境，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人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一个规律便是，改革是一件极其脆弱的事情。历史上的诸多改革，失败者八九；成功者不足一二。究其根源，是因为改革蕴涵着容易夭折的天然属性。马基雅维利早已对此做过精辟评述：任何改革，受益者未必受益，受害者必然受害。如果说邓小平当年所做的还只是在浩劫之后，人心思变的基础上，仅限于如何做大利益格局的增量改革的话，那么今天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则是如何调整现有不合理利益格局的存量改革。前者受益者众，坚定的反对抵制者少。后者则往往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殊死抗争。新领导人上台以来的种种震荡其实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社会的底层民众，渺小、卑微，但是坚韧而又务实。正是因为这样，五千年来，每当浩劫灾难降临时，他们首当其冲，受尽虐苦。然而历经劫难，让我们的文明和传统能够生生不息，传承至今的也正是依靠了中国社会的底层民间。如何赢得底层民众的坚定支持与积极参与，也正是当前中国面临着的这场全新改革能够取得最终成功的重要前提。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村治之变:中国基层治理南海启示》以南海为样本，深入剖析珠三角一带最基层的乡镇生态，从基层民众的利益角度和基层政府的管理角度，通过一个个鲜活真实的故事，从各个角度将民众诉求和政府职能之间的架构、博弈和合作关系清晰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南海和南海民众在近三十年改革中虽然受益巨大，但是急速的经济发展也使得旧有的制度环境愈加难以匹配，从而滋生出了众多新的问题和矛盾。面对着这种复杂的状况，南海地区的官员通过在村一级推行一系列包括了治理体制、经济体制、产权制度等符合客观事实和时代要求的改革的做法，探索出一条和谐有效，贴近社会发展规律和民众利益诉求的基层治理道路。与此同时南海改革的一些做法触及到了当前改革面临的核心层面，因此南海的尝试也正契合了国家领导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可以说，南海围绕着村镇治理所做的种种尝试是在改革大背景下，立足于最基层进行的一种顶层设计。

    对于各级地区的执政者和制度设计者而言，南海在村居治理方面的探索的重要价值不是在于简单效仿，而是在于其所提供的方向性和路径选择。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充分展示了最高层断腕改革的不折意志，那么位于最基层的南海其实早已在为之而动。上有所志、下有所为，其事必成。当大多数人还站在历史的拐点上有些不知所措时，新的大幕却在不知不觉中早已拉开。一个小小的支点可以撬动地球，当年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的密约引发了最终席卷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狂澜。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如果说是一个个乡村承载了五千年的岁月与文明传承至今，那么起自于今日南海的村治之变何尝又不会吹响明日神州巨变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