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章回体写抗战

    初阅民国年间出版的《中国抗战史演义》觉得新鲜，很少见用章回体形式创作反映国民政府军队抗日的长篇小说。小说作者署名杜惜冰，在现代作家中，这个名字显然十分陌生。

    《中国抗战史演义》共六集，每集一册，总计一百回，八十余万字。此书由东方书店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初版，十一月再版，十二月印了第三版。七个月内印刷三次，可见其当年受欢迎程度。曾编写出版过《学生小字汇》《作文模范辞书》等专业书籍的东方书店创办人储袆先生为该书作序，在序文中写道：“日寇扬言于数日内即可打到南京，不意淞沪一打就打了三个多月，宝山城全营殉国，四行库孤军死守，其壮烈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台儿庄歼敌、徐州城突围、长沙三次会战大捷，使日寇深陷泥淖而无法自拔……这一次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事，也是一件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永久作为纪念的大事。”这序文写出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坚韧信念。

    经多方查阅，方知《中国抗战史演义》作者杜惜冰是大名鼎鼎的现代作家周楞伽。他著述颇丰，曾用的笔名还有危月燕、王易庵等多种。在此书《撰后志语》的开端，作者写道：“写历史是一件难事，写当代史更难，因为写史的人，应用客观的笔法，当褒则褒，当贬则贬，非盖棺不足以定论，而当代史是当今演变的史实，演奏史实的人物，大部分尚未盖棺，褒之则未必使其喜，贬之则定要遭其怒，受贬的人说不定会用恶势力来加诸写史的人”。这段文字，写出了作者在写作中的真实心情。

    为了写作《中国抗战史演义》，周楞伽作了较长时间准备。早在淞沪战争爆发不久，传来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使正在从事难民救济工作的作者感奋不已。他想，由于国民政府对新闻的封锁，平民很少知道八路军抗战事迹。为此，作者花了三昼夜时间将收集来的各种资料编写出一本小册子《抗日的第八路军》，初版一售而空，再版还没印完，上海沦陷了，托出版界朋友走水路运往广州，也是很快销完。港穗两地竞相翻印此书，总数达十多万册。意外的成功激发了作者继续收集抗战史料的热情，他决心写一部更大规模的抗战史。不但到处广泛收集，还请朋友在汉口、广州、香港、重庆等地收集。直到抗战胜利，共收集达五、六千万字资料，光整理这些材料就花去他一个多月时间。

    至于如何写作，也颇费周楞伽思虑。是根据史料如实写还是发挥想象加以描写呢？征询了不少朋友意见，他决定“处处有根据、客观的、不是凭空乱写的”。写作材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众多新闻报纸，如上海《大公报》《申报》《文汇报》，重庆《大公报》《扫荡报》，成都《新民报》，贵阳《中央日报》；二是如《东方杂志》《时与潮》等三十余种杂志；三是书籍，各地出版的相关小册子不下百余种。由于对浙赣战事记载甚少，借助黄绍竑的《五十回忆录》，作者在《中国抗战史演义》第三十七回、第五十一回和第九十五回中都有扎实的史料铺陈。桂林反攻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序幕，在第八十二回和第九十五回中，作者对于这场血战的记载多依赖杨魁的《桂林血战纪实》。而对于远征军在印缅的对日作战，孙克刚的《缅甸荡寇志》则“写得周详而有系统，精确而不夸张”。作者坦诚地表示：“余岂敢掠美，特此举出，以存其真。黄、杨、孙三位先生大著，对于本书增色不少，敬此道谢。”

    尽管如此，《中国抗战史演义》出版后仍风波不断。书中写到的相关人物或涉及相关资料的原作者，有的找上门来闹事，作者无可奈何，或答应再版时部分内容予以更改，或息事宁人由出版社赔款了事。

    周楞伽在抗战期间一面投身到抗战救亡活动中，一面收集这些难得的资料，生活来源靠写作与编辑多种刊物，有时还得跑单帮、卖旧书勉强度日。因编写进步作品，他还两次险遭日本宪兵逮捕。他写了一篇反映游击队锄奸杀敌的中篇小说《江面春》，遭到日本宪兵搜捕，险遭不测。几千万字的珍贵资料是他历经千辛万苦才得以幸存。

    周楞伽十岁时因感冒患上伤寒症，医治不及成了聋哑人，但他凭着刻苦自学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在写作《中国抗战史演义》时，他能娴熟运用演义结构来谋篇布局，从第一回“万宝山鲜民成祸水、卢沟桥日寇起衅端”起，到第一百回“抗战胜利普天同庆、巨奸入网大快人心”，写得全面而富悬念。他曾说：“我在三十年代末，改变了原来新文艺腔的创作方法，运用通俗文艺的笔法，却与鸳鸯蝴蝶派根本不是一路，没有低级趣味和庸俗的色情描写。”

    1949年后，周楞伽调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专著，尤其对于古小说深有研究，多有论文与专著行世。晚年的周楞伽长期居住虹口区同嘉路，1992年81岁去世。

    由于《中国抗战史演义》写的是国统区与沦陷区的抗战史实，主要表现的是国民政府部队与日寇作战的场景。解放后，此书曾被指责为国民党军队歌功颂德，广大读者不知民国时期曾出版过这样一部长篇章回体抗战小说。今年适逢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相信《中国抗战史演义》会有再版重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