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命价值依托的文学

    从现代社会重视实用与利益的观点而言，以文学为对象的工作者是非常奇怪的人。在这一类别的人物里面，文学评论者和研究者的角色，比起文学作品的生产者还更显得怪异。文学作品的生产者，我们称之为作家，起码还是一个创造者，他创造了可供阅读的作品；一个文学评论者却只谈论作品，而不事生产，这种人何以能够存在呢？他对社会有什么可能的贡献吗?

    这个问题好像有两个答案。一种说，文学可以改造人的心灵，所以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评论者作为工程师的助手或指导者，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过这是左派的看法，目前已不流行。另一种回答是，文学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这一价值不因政治社会的变化而有任何改变，这种精神性的价值代表了人类心灵的最高创造。按照这一讲法，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当然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其实，这两种看法有其相通之处，因为都相信文学在人类精神上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我自己也是属于这一工作范围的末流，从业已超过四十年。刚开始受流行观念的影响，认为自己的价值根本不用怀疑。可是，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我越来越怀疑世俗的看法。其实，一般人也只是继承前人的看法，他们对此也未必深思熟虑过，说坦白话，他们对文学工作者恐怕是一边尊敬、一边怀疑，两者兼而有之吧。就我自己而言，既然工作已经习惯，而且在大学教书又有了生活保障，何必自寻烦恼，费尽心思去论证自己的存在价值呢？

    说实在的，这个问题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因为我们内部两派的论争而引起的。灵魂工程师派强调文学的社会影响，文学自主派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这样的论争其实自古就已存在，但自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两派的论争趋于白热化，彼此互相攻讦，彼此否定对方的价值，因此看起来，好像双方都没有价值了。

    我跟本书的作者洪子诚教授交往好像有十年左右，他比我大九岁，是长辈。但他为人谦和，从不以长辈自居，所以我在他面前也就常常没大没小。我们彼此喜欢开玩笑，而争论的焦点就是文学的本质问题。他是文学独立派，我是工程师派，我们彼此嘲讽，而交情却越来越深厚，这让我的学生颇感奇怪。其实我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对立对别人而言可能是根本性的，但对我们两人而言，似乎就变得不那么重要。我没有仔细考虑过我们两人的观点和我们两人的交情的关系，因为我模糊地觉得，交情好像比观点还重要。也许我们两个都不是理论上的极端份子吧。

    洪老师是一个生性严谨的人，不论教学，还是指导学生写论文，都非常认真。他曾经帮我三个博士生写过评审意见，我看了以后，大为叹服，深深感觉到我作为一个博士导师，跟洪老师比起来，真是差得太远了。洪老师退休后，心情稍微放松，写起文章也比较不重视学术规范，这就是他最近几年所写的有关阅读经验的文章。作为学者，洪老师认为，论文不能有太多主观成份，至少也要把主观成份客观化，所以他的论著比较不具个人感情色彩。相比之下，这些阅读经验的文章，就流露了较多个人生活的轨迹，反而有一种异彩，非常迷人。我读这些文章的时候，突然领悟到，其实我们两人都是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我们的观点让我们对某些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有了差距，但我们都不否定文学，我们心里都承认文学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这大概就是我们可以谈得来的原因吧。

    我想先推荐大家读《“怀疑”的智慧和文体：契诃夫》这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洪老师谈到了他年轻的时候如何喜欢上契诃夫这个作家，同时他也知道，他对契诃夫的喜爱和当时共产党对契诃夫的推崇方式并不合拍。那时，他只能按照官方标准选讲契诃夫，而把他真正喜欢的契诃夫隐藏起来。他读了很多契诃夫的作品，也读了很多契诃夫的评论，其实已经可以算是契诃夫专家了。七、八年前，他参加了一篇博士论文的答辩，对其中某些看法，凭着自己以前的阅读经验，说出自己不同的印象。事后，为了印证自己的印象是否正确，他又一次重读了契诃夫。这样，他不但再度肯定自己的印象，同时也承认学生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洪老师严谨的为学风格，他几乎把他能看到的契诃夫作品及相关评论都读了，而且还不只读一遍，而契诃夫并不是他的专业。但我最佩服的是，他先是知道左派如何评价契诃夫，这种评价和他的喜爱又是如何不同；在新时期以后，年轻的博士生以另一种角度评价契诃夫，他虽然也不很认同，但再度阅读以后，还是觉得学生未必没有道理。我觉得这篇文章充分证明了，生活的复杂性和伟大作家的复杂性是同时并存的，不同时代、不同生长背景、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喜欢契诃夫，只是喜欢的方式不一样而已。这不正证明了伟大文学作品的永恒价值吗？但这也同时证明，对这个永恒价值的看法，也是可以存在差异的。这不也证明了文学的独立性和文学的社会性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吗？我们又何必在两者之间强分轩轾呢？在感人的具体作品之前，理论问题好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对洪老师而言，契诃夫在他心中好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说：

    在契诃夫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值得关注的是一种适度的、温和的“怀疑的智慧”：怀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对象，但也从对象那里受到启示，而怀疑这种“怀疑”和“怀疑者”自身。这种“怀疑”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否定，因而不可能采取激烈的形态。它不是指向一种终结性的论述，给出明确答案，规定某坚硬的情感、思维路线。

    接下去的文字也都很精彩，我就不再引述了，请读者自己阅读。我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就彷佛在进入洪老师的心灵世界，我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契诃夫，因为契诃夫的作品完全契合他对生活世界的看法，以及他的处世态度。契诃夫的艺术世界，成了洪老师生命的支点，他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最雄厚的基础。

    洪老师的另一篇文章《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日瓦戈医生》，也让我感到又惊讶、又佩服。《日瓦戈医生》是西方非常推崇的小说，西方以此证明苏联的美学判断是多么政治化，多么扼杀了文学的纯艺术价值。我根本没想到，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洪老师，会对这本书展开细致的阅读与复杂的反思。对这篇文章的种种优点，我不可能讲得比李云雷更深入，下面就直接引述他的描述：

    在这里，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您在不同时期认识的变化，更值得关注的在这些变奏中不变的因素。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对“革命”的理解与态度的主题；二、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价值与作用的思考；三、对文学的“独立性”或“非政治化”的关注；四、对当代中国精神语境变化的自觉，以及将之与作品相联加以考察的思考方式。在这里，我们可以大体辨识出您的自我认同及问题意识，即您更认同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定位”，更强调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传统，但这一认同却又是开放的、复杂的、“相对化”的，有着暧昧的边界与微妙的变化。在这篇文章中，您以核心问题的关切为中心，在渐次递进中呈现出了问题的不同层次与不同侧面。

    从左派的观点来说（李云雷和我都算左派），洪老师的论述无疑的为阅读经验的历史特殊性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历史唯物论”式的解析，让我们完全首肯。这同时也说明了，洪老师完全不是一般意义上自由主义者。

    洪老师对历史的宏大叙事保持极大的警惕性，认为它压抑了个体经验的“小历史”的价值，粗糙的左派评论家确实常犯这种毛病。不过，自由主义其实也是一种有关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同样也会忽略不合此一标准的其他小历史。我们应该说，洪老师对于这种自由主义也是非常警惕的。

    这样，会不会掉入一种历史主义的相对化之中，从而形成无是无非的多元主义呢？我不知道洪老师会不会有这种担心，但我认为洪老师的“阅读史”恰恰相反，由此肯定了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和美学态度。在这方面，吴晓东也讲得很好，我也想引述他的话：

    我从您的新著《我的阅读史》中其实也可以感受到您对文学的某种信心。这种信心既来自您对历史的洞察，也来自于您的个人的生活经验，但我也多少感觉到文学对您也是信仰之类的存在。而对我来说，文学研究的动力也应该说是基于某种对“文学”的与您相类似的“信仰”。对我这种不信神的人来说，如果想信点什么，那可能就是文学了。

    文学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其价值已经和信仰相近，我前面说，契诃夫已经进入了洪老师的心灵，构成他心灵中的有机成份，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

    洪老师知道，我并不很喜欢契诃夫。我最欣赏的西方小说家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这是标准左派的评价，但我喜爱的原因倒也未必是因为他们两人的作品合乎左派的理论。最近十多年来，我更喜欢中国的诗人陶渊明、杜甫和苏轼，我也很喜欢《论语》和《庄子》这两本书，我越来越觉得中国的智慧远超过西方。但这也只是我近二十年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结论，以前我也许更喜欢西方。这也就是说，对生命的追求，常常伴随着对文学的追求；反过来说，当我们真正喜欢某种文学，其实也就是我们对生命已经有了特定的看法。文学的品味可能随着时代而转变，个人对文学的喜爱，也必然千差万别，但是，每个人如果真心实意地寻找自我生命的价值，常常就需要某些特定的文学作品来作为这种价值的依托，这一点应该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人类文明开始发展以来，这种貎似无用的文学一直没有间断过。

    就此而论，虽然洪老师喜爱的文学和我的未必一致，但我们仍然有相同之处，我们都把我们的人生体验和某种伟大的艺术世界结合在一起，从而为我们的生命找到一种寄托。这就是文学和艺术的伟大之处，这是我们共同肯定的东西。有了这种肯定，其他差异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

    从学术上来讲，洪老师是大陆重要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成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必备参考书。这本书已翻译成英文和日文，还即将翻译成韩文和俄文。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更深入了解洪老师的研究，特别是他深厚的文学素养，那就绝对不能错过目前这本书。

    （《阅读经验》，洪子诚著，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