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朗日·布朗：这些照片记录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

    1966年，正当亿万人民沉浸在疾风暴雨般的政治狂热中时，一位来自遥远异国、年仅19岁的法国姑娘拿着她的相机走进了北京的大街小巷，走进了平常中国人的生活中。在她的眼里，真正有趣的并非动人的口号，而是普通人的生活，他们的表情、姿式、动作，他们的活动、房屋、环境等等。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这位法国女孩在临近退休的岁月里回头审视那些陈放已久的旧照片，她试着把它们拿出来展览，在欧洲、在日本、在中国，所到之处，都激起了很大反响。

    为什么这些照片如此受欢迎？它们向人们展现了看待那个年代一种什么样的独特视角？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法国姑娘选择了这样的视角？这些照片对于我们今天研究那个年代有什么特殊意义？在《中国记忆，1966》出版之际，带着这些问题，本报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索朗日·布朗女士。

    读书报：您在中国“文革”期间拍摄的一些照片最近在中国出版，引起很大反响。对此，您是何种心情？之前对这次出版有过什么样的预期吗？可否谈谈这次在中国出版的缘起和过程？

    索朗日·布朗：这次出版实现了我由来已久的一个梦！我一直想让这些照片回到中国，它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属于中国。大约在2000年，我回过头审视这些照片，计划把其中由于时间原因而损坏的部分修复。考虑到那个年代资料（特别是图像资料）缺乏，我认为它们已成为有价值的历史片断。作为一名报纸的艺术编辑，我跟专业摄影界有所接触，并有机会展示我的图像。所以当我于2002年应邀参加平遥摄影艺术节时，我展示的幻灯片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这强化了我的想法。2006年，这些照片在北京大山子“中法文化之春”（theFestivalCroisements）期间举行展览，中国公众的反映是极其感人的。2009年，在上海比极影像举行的另一场展览中，这些照片也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所有这些让我想到，如果有朝一日可能的话，推出中文版会受到欢迎。现在它果然发生了！

    2014年，我的代理商把我介绍给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缪哲先生。缪教授在巴黎期间访问了我，我向他展示了我的照片。他热情地提议由他的朋友来出版我的作品。出于感激缪教授的支持以及他对拙作的信任，我现在决定把一组曾在法国展览过的照片捐赠给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读书报：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国拍了很多照片，这次中国出版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您的一些照片还在日本出版过，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除了中国和日本，您当年的照片还在别的国家出版过吗？比如说在您自己的国家法国？

    索朗日·布朗：这些照片自从2002年在平遥展示后，2005年在法国拉奥尔电子出版社（l'OeilElec⁃triqueEditions）出版，名为《北京1966》。该书用中国传统风格印制，并荣获了纳达奖（Nadarprize）提名表扬。2006年，这些照片的展览首先在雷恩市（Rennes）举办，此后又在几个法国摄影节中展出，并在斯德歌尔摩的民族博物馆（EtnografiskaMuseaum）展出。这本书中和展出的照片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中文版所选的照片量更多些。但是大多数照片仍未出版。当年那些照片的总量大约有400张。我希望将来所有的照片都能出版并被中国读者看到。这些照片记录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它们应该被中国人广泛地浏览和研究。

    2012年，两位日本学者在网上发现了我的书并计划出版日文版。后来，日文版出版，并配发了他们自己的评论。

    读书报：中国读者对您的了解很少，只知道当年您拍这些照片时是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姑娘。能介绍一下您自己的情况吗？您回法国后，是从事和中国相关的工作吗？这么多年里，您是否会想起当年在中国的生活情景？当年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对您的人生有没有产生影响？

    索朗日·布朗：我当时19岁，刚刚在巴黎完成秘书专业的学习，学校提供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职位（此职位一年前在戴高乐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开放）。很明显，当时外交部人手不够。对我来说，这三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一个发现、体验和成长的时期——它塑造了我的人生。

    1969年回到巴黎后，我开始在《世界报》（日报）从事秘书工作。1971年，我成为一名记者兼助理编辑，主要处理国际政治问题。我一直关注中国发生的事。从1979年开始我与《世界外交》月刊合作，在那里当了25年的艺术指导，负责视觉鉴定工作。这使我有机会认识一些摄影师，与此同时，我试图发现自己所未知的东西……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一直保留着对中国的深刻记忆，随着中国的发展，保持与老朋友的往来，并接触新的中国朋友和艺术家。虽然酷爱旅行，但我却不想以游客身份回到中国，而更倾向于把对中国的印象保存在内心。我知道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这正是我为什么会在2002年回到中国去参加平遥摄影展。虽然对中国的变化早有心理准备，但这些变化仍然对我产生了莫大的震动。但我并不想重温过去的记忆。我知道当我重回中国，将遇到全新的人和事，开启我人生的新篇章。现在，就在我退休时，中国和这些照片仍然是我活动的核心，它们再次交织在一起，而且是发生在50年后！

    读书报：您当年拍摄这些照片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动因？和很多照片选取特定时刻，通过恢弘的镜头画面来表现宏大的主题不同，您选取的多是民间的、个人化的日常画面，能谈谈这样做的原因吗？是出于一个外国人对一个陌生国家的猎奇心理，还是另有深层次的考虑？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照片，您自己有什么样的评价？

    索朗日·布朗：我拍这些照片的意图并非为了告诉人们一个故事，或者为了证明或证实任何事情，而只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我所经历的事情。它们是一个19岁女孩亲眼发现的“地球遥远的另一侧”：中国。它们展示了一个那个年龄的人所具有的纯真与坦率，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对另一个世界的好奇，饱含着青春的热情与爱心。和一切照片一样，它们只是反映了现实的一个片段，拍照时我依据的是自己的感情和感觉，而非事先预定的计划。今天看来，这些照片的优点部分来自于它们是不带特定意图拍摄的，以及我本能地选择了个人而非人群。如果说，相机是与人建立联系的渠道，但由于语言障碍及政治环境，未能与人们很好的沟通，这对我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挫败。我试图尽可能地接近我的那些拍照对象，捕捉一切可能的交流信号。

    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这些照片中走出来，并且评判它们。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的记忆。在它们被打印并展出之后，我才认识到它们的影响，才能以新的视角来看它们，评估它们的价值和历史意义。必须补充的是，作为一名艺术编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不敢把它们拿出来。

    读书报：文革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风暴中，很多人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的戕害，甚至牺牲了生命。作为外来者和旁观者，您当年对中国发生的这一切是如何看的？时隔几十年后的今天，您对这场运动的看法又是怎样的？

    索朗日·布朗：我是一个外来的观察者，但同时，20岁的我像许多同龄的年轻人一样，希望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开始，“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人们热情的欢迎，我对中国青年心存同情。但正如今人所知的那样，“文革”在一段时间内导致了巨大的暴力——可我只是在后来才真正发现这一点，并认识到其黑暗和恐怖的一面。当时我在三里屯工作和居住，与市中心相距甚远，而且外国人不许贴近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我们只是感到了紧张，看到了部分破坏。中国政府向我们有限度地通报一点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事情的真相。这场灾难的规模只是在事后才明朗的，我也只是在后来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那时我已回到法国，也对此有了更多的了解。真是一场巨大的教训啊！

    那些年世界各国都在发生骚乱，尽管各国情况有所不同，却都充满了理想的冲动和可怕的错误。我本可能参加1968年法国的运动，但由于当时人在中国，只能远远地观望……

    读书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变化非常大。能谈谈您对今日中国的看法吗？还有，您会否考虑再来中国看看？

    索朗日·布朗：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剧烈的变化和发展，真是史无前例。我知道它会发生，但没想到这么快；我也曾希望中国能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而非像现在这样……但是，我也清楚，要改变一个如此复杂、多样的国家，跨过许多步去面对有阴暗面的现代性，困难极大。我理解历经磨难之后，人们迫切希望提高生活水平，但我希望中国能找到自己的途径来处理如今压倒一切的西方-全球模式，保持自身特色。正因如此，关于过去及其变迁的知识是多么关键！

    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年，当时这座城市还是封闭的。那是一座开阔天空下呈水平分布的灰蓝色城市，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垂直分布的城市。可当我再来到这里，我还是有一点“回家”的感觉——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虽然它已经完全不同了。我曾不知多少次希望访问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