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之上“任性”翻译

    最近正值“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当前中国的国事民生，与政府发言人有多方位的交流，记者招待会是一个重要的场合。记者招待会有中外记者参加，因此问答便配备了翻译。由此缘故，这些服务于政府的“高级翻译”也从台后走到了前台，不期然地亦成了公众人物。他们英文的造诣、应急翻译的机智及其反映的水准，乃至衣着、仪态和各种背景，都成为了媒体和网络的谈资。

    在这些受人注意的翻译中，人们又似乎特别注意其中的几位女性。这次“两会”期间，有三位姓张的女翻译，分别为张璐、张蕾和张京。他们被一家媒体称为“三张”，对他们的翻译，倍加青睐。而在他们当中，这次又属张蕾最为出名，因为她在3月2日为政协的大会发言人吕新华充当翻译，在回答委员提问有关“反腐”的问题时，吕新华的回答中用了当今颇为流行的“任性”一词，于是张蕾如何将这词译成英语，也顿时特别让人注目。据现场人的目击，张蕾在听到这词以后，转头向吕核实，确定吕用的是“任性”这词以后，随即将之译成了capricious。依笔者管见，用capricious来对应“任性”，本身没有什么错误。张蕾翻译之后，似乎也得到了网络上的一片赞语；不少人佩服张蕾的英文高水准，认为她的翻译十分精准。为了展开以下的讨论，让我们先看一下牛津词典对ca⁃pricious的解释：

    Given to sudden and unac⁃countable changes of mood or be⁃havior.

    如果将此解释直译，那么就是“性情或行为的突然的和突兀的变化”。由此来对应“任性”，应该说颇为恰当。但要指出的是，capricious本身带有贬义，因为其形容的行为，是反常的、甚至不负责任的（“un-accountable”一词，就含有“不负责任的”意思）。

    不过，两种语言的翻译，无法直译。翻译的精确，不仅是词对词的对应，而更应该考虑的是词语使用时的语境。笔者好几年前曾就英语中的“dear”一词被常译为“亲爱的”做文讨论，指出其实英文的“dear”一词，在不同场合含义颇为不同，应该根据不同情况找到更合适的中文词来对应，不能千篇一律地译成“亲爱的”（见王晴佳《“亲爱的”翻译是懒惰的翻译》，《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18日）。同理，用capricious来对应”任性“，虽然一般说来没有问题，但如果看一下当时吕新华的回答，就可以看到根据那时的语境，即上下文，用capri⁃cious来翻译“任性”是欠妥的、甚至是错误的。

    吕新华：大家都支持，有老虎的话，把他拉出来，大家都很任性。在这一点上，没有分歧。

    张蕾翻译：I should say，the Party，the government，and the general publicactually adopt the same attitude when it comes to anti-corruption.So we can be said to be capricious in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and weareen-titled to be so。

    考查这段即兴翻译，应该说张蕾并没有完全直译，比如她将吕原文中的“大家”，翻译成“党、政府和公众”。她也没有将原文中的“老虎”，译成tiger，而是译成了“反腐”(anti-corruption)。这些做法，都方便了听众、特别是中文并非母语的听众的理解。

    可惜的是，张蕾在听到“任性”这样比较异常的词汇的时候，就显得有点匆忙或急躁，没有根据吕新华整个回答的全部意思吃透以后来翻译，而是急着用她所掌握的英语词汇，词对词地将“任性”译成了ca⁃pricious。吕新华在用“任性”一词的时候，显然没有想说“反腐”是一种突发的、随意的行为。相反，他想说的其实是，在对待“反腐”的问题上，“大家”的态度和意见是坚决一致、坚定不移、不可动摇或坚持到底的。当然，吕新华是否应该用“任性”这个词来表达上述的意思，可以商榷，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用法，不甚正确。或者说，吕新华的回答，显得有点“任性”。但问题是，原话者可以随意用词来表达情感和意图，当堂翻译还须得在理解了原话者的意思以后，采用最合适的英文词汇加以表述，而不是词对词的直译。换言之，吕新华所用的“任性”一词，似乎应该译成determined,persis⁃tent或者unswerving这样的词语。如果要简单和口语化一点，那么就是要doourbest或者up to our utter most ability来“反腐”。

    张蕾在“任性”的翻译上，也许反映的是一般人学习英语的一个弊病，即使像张蕾这样经过严格训练、久经沙场的专业人士也无法避免。这一弊病就是在学习英语词汇的时候，往往依着字典死记硬背，而不注重语言的活用。背字典的方法，自然是增加词汇量的绝佳途径，也是许多人常用的办法。但这样做的后果也十分严重，那就是对一个英语词，往往只记得字典上的第一个对应中文词，反之亦然，在学到一个中文词的英语对应词之后，就只记得这个词，而没有考虑到，其实几乎每一个词，都会有不同的意思，须得根据语境的需要来正确理解而加以翻译。如果将“任性”简单译为capricious，如同将dear一律译成“亲爱的”一样，往往曲解了原话的意思。

    那么，如何纠正这一学英语的误区呢？笔者的拙见就是，如果一个人有了一定的词汇量，基本能掌握原话者的意思以后，应该稍微“任性”一点去翻译，而不是死抠原话者所用的词汇及其字典上提供的对应词。换句话说，我们学英语，要灵活一点、更贴近生活一点。语言是活的，而字典是死的，并且永远跟不上语言的变化。如果简单用“背字典”的方式来学习外语，往往有事倍功半的结果。许多学生自小学一年级起就开始学英语，但多年之后，仍然无法用英语与人自如地交流，或许与这一学习方式有关。改革开放以后，中文中已经出现了大量新的词汇，如“纠结”“给力”等，都像“任性”一样，在流行的过程中，其含义逐渐多样化。同样，英语和其他语言也在生活中不断演化、发展。要想真正学好一种语言，需要的是活学活用，在实践中掌握，而不是靠死记硬背、机械照搬。如果真能这样，也许我们能事半功倍，学了几年外语以后就能渐渐与人进行口语交流。

    最后要说的是，翻译是艰难的事业，口语翻译挑战度更大。笔者虽然不同意张蕾对“任性”一词的翻译，但与许多人一样，其实对这些“高级翻译”的工作，非常尊敬。本文的写作，只是希望能对他们的工作和中国整个翻译界，提供一点粗浅的意见，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也想借此求正于各位方家。

    （作者系美国罗文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