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绍棠

    当时北京市长陈希同去看他时，希望他出任北京市文化局长。当时王蒙同志出任文化部长，陈希同说北京市也要找一位相当的文化人出任局长。绍棠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他回答说，现在我们是朋友、是校友（陈希同在北京解放时从北大中文系调出参加工作），作了局长不就成了你的部下了，咱们还是当朋友吧！陈希同认真地对绍棠说，那你就给我当助手，市长助理兼文化局长吧！绍棠哈哈大笑，恳切地说，当官的事就别找我吧！我不是当官的材料，让我专心去写小说吧！

    绍棠去世快20年了，但我的脑海中总常常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早就想写篇回忆文章来纪念他，直到今年我的一本回忆师友的文章即将结集出版时，才不得不拿起笔来写完这篇文章。

    1954年在北大中文系上学时，他和我是同班同小组的同学，同小组的还有“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会长、北大中文系教授段宝林同志。在绍棠去世前几个月，他的一本书出版想要一张大学时期的照片。他在多年流离颠沛的生活中，早已没有当年的照片，打电话问我有无当年在北大的照片。经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张1954年去郊游的小组照片。他见到十分高兴，但很令人痛心的是这竟先用在了八宝山告别仪式上印发的生平纪念照片插页中，并有一个说明：“风华正茂年代”，照片中段宝林和我都站在绍棠的旁边。不能不令人感叹，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

    绍棠在北大上学时，我这个从小地方考入北大的土包子，同有“神童作家”光环的绍棠交往不多，印象也不很深，因为一年后他就离开了学校专门从事创作去了。绍棠在中文系时，对他上北大就有不同的议论。有人认为他根本不必上大学，得不偿失，连后来十分赞赏绍棠小说的系主任杨晦先生也认为大学培养不出作家。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这不假。但系统地接受大学的教育，学习丰富的文学理论和中外文学史知识以及语言应用的能力，应该说这对一个优秀的作家还是需要的、很有用的。北大中文系也出了一些很有成就的作家。王安忆同志在一次答记者问中就深感没有上正规大学的遗憾，虽然那时她已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著名的作家了。自然，大学的知识也可以通过自学获得，绍棠丰富的文学知识和杰出的语言功力，就是自学得来的。

    绍棠离校后我们就没有见过面，直到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后，在首都剧场召开批判他的大会时，有关部门为了肃清他在我们班的“流毒”，特令我们班去参加批判会，接受教育，划清并批判刘绍棠散布的各种谬论。实际上绍棠在北大期间根本就没有什么算得上流毒的言论，我记得他当过“班长”，说话做事都是很认真、慎重而得体的。在批判会上终于见到分别几年的绍棠，样子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没有了当年的精气神。

    那天会上主旨发言的是文艺界的泰斗茅盾先生。茅公讲话是很有风度的，但批判绍棠的所谓错误却是严肃的。我记得他的发言要点有：刘绍棠年轻娃娃狂妄无知，到处乱说；在文艺观点和理论上贩卖苏联的谬论，完全是“拾人牙慧”（这是茅公的原话）。对茅公的发言，初听好像很厉害，回校讨论时，仔细一想，茅公不是批判，而是为绍棠开脱，不是吗？他没有上纲上线，而是说绍棠狂妄无知才乱说乱讲，他的文艺观点也不过是以前我们号召学苏联来的，“拾人牙慧”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这是我后来对充满大智慧的茅公发言的理解。从那之后，绍棠被打入地狱，流放到多处强制劳动改造，即使胡耀邦同志很看重绍棠，想保护他也无能为力，据说划绍棠为右派是上面定的。从此之后，我和绍棠就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1983年国务院决定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我被从天津师大调到北京工作。大概在1984年春天，绍棠还在西四光明胡同住，晚饭后我和一位老同学去看他。进院时绍棠正吃饭，家人招呼我们在东房很简易的客厅坐下。我跟那位同学说，你别说我是谁，我坐在灯光较暗的座位上。没过几分钟，绍棠很高兴地到了客厅，同那位老同学寒喧，转眼注意到坐在角落的我，马上叫我的名字李行健，使我着实吃了一惊。我们不见面20多年了，绍棠也旱已没有当年帅哥的形象，我也满头白发，他竟然一眼认出了我，真是好眼力、好记性！我想这大概是作家认人的一种奇异功能吧！

    临告别时，绍棠问我到北京家安好了没有，有什么困难吗？我不愿麻烦他，对他真诚的询问，我说住房和家属工作都安置好了，没什么困难。他又问孩子们呢？我轻描谈写地说，就是老小的转学还未办妥。他没有放过这个细节，马上问我是住在南小街吗？我说是。他立即说那就转到二中吧！我一听就说谈何容易，我知道二中是全市重点中学，转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绍棠让我们等一下，他给我写封信。一会儿，他拿着两张信纸，仍是用蘸水笔写的绍棠特有的豪放潇洒字体的信。他一边装入信封，一边对我说信封上这个张觉民是二中的支部书记，他当年上二中时的同学。

    我拿着绍棠信到二中找到觉民书记，他很为难的样子，我心里凉了半截，就说千万请别为难，办不了没关系。觉民同志说，要求转二中的学生太多了，我们一般不接受，但绍棠介绍来的，我们再商量一下。原来我才知道绍棠毕业于二中，当时还担任二中校友会会长，为二中办学做过很多工作，加上书记是绍棠二中同学，我又是绍棠大学同学，所以才使书记为了难。书记找校长来研究，知道我住学校旁边，而小孩在天津可以上南开中学（也是市重点中学），学校决定单为小女举办一次转学考试。如考试不合格，也不能转，请我理解。后来小女顺利通过考试，进了二中，大学后到国外深造，皆得力于绍棠举荐之力。这件事他本可以不管，但他仍是热心肠，助人为乐的性格一点未变。

    到京工作后，我们住地不远，但我知他写作任务重、时间抓得紧，所以去看他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每次见面谈起往事和现实，大家都很愉快，并且常得到他赠送的新著。后来他到前三门红帽子楼（绍棠形象地叫名），条件有了改善，每次去他仍忙着。我们交往中，好多事忘怀了，但有几件事还记忆犹新。

    我到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不久，吕叔湘先生通过组织把我调去语文出版社给他当助手，这同绍棠的工作有了一些关系。我知道他的小说早已有出版社预约好了，语文出版社按主管部门的规定，也不准出文学作品。于是我同绍棠商量，把他历年来热心为朋友写的序、跋结集由我出版，他欣然同意。不久让他女儿送来了稿子，很快就出版了。这是我们工作上唯一的合作，也是他对我工作的支持。

    绍棠的热心助人，真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请他写序的，聘请当什么书或某项社会活动顾问的，是很常见的事。有时涉及语言方面的事，他总拉着我，先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他虽然大多能满足来人的要求，但他也是一个办事有原则，很有分寸的人，所以我就说往后这种事，不用征求我意见，你定了就行。后来我作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又担任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等工作，一些人知道我是绍棠的同学，于是找我请绍棠当顾问的跑到我这里来。我也每次征求绍棠的意见。有一次到他家看他，相互约定，谁找我们作顾问，或某项活动需要我们作顾问，就不用问了，相互酌情代为决定就行了。自然，这是相互高度的信任表现，但是，他名气和影响大，找他当顾问的人多，所以更多地是他对我的支持以及他对我处理问题放心。

    有一次来一位朋友问我要一本名叫《领导的语言艺术》的书。我说我没有，也没见过这本书。她不信，反问我你当了该书顾问还不知这书？我更糊涂了，我说从未当过该书顾问。过几天人家送样书来，见前面有绍棠写的短序，我猜想准是绍棠推荐我担任顾问的，一问果不其然，我就会心地笑了。

    在绍棠中风的前一年，他的一位友人要拍电视剧《儒林外史》，请他主持一次调研会。绍棠希望我参加，就语言方面问题说些意见。那次会开得很热烈，请来了叶至善、楚庄等名家，好在大多是熟悉的师友，会上说话也就较随便。我只记得我在会上从一个观众角度讲了讲历史剧的语言问题。我认为语言是交际工具，剧是演给今人看的，自然不能仿古让剧中人的话令今人不易听懂。我认为历史人物，在语言上应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既要让今人听个明白，这才能为观众接受；又要有些书面文言词语，才近似古代人的形象。语言不妨文一些，不用大白话，就像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那样，在适当场合冒出一句“多乎哉，不多也”，那样就让人物形象丰满真实了。当时在《人民文学》工作的校友程树臻同志就这个问题我们俩还进行过讨论。绍棠后来对我说，“你的意见是对的，但不易做到。”吃饭的时候，我见绍棠把至善和楚庄同志拉到他身边，让我坐在他们对面。原来他们三人面前各放了一瓶茅台酒，而我是不能喝酒的。我以为摆在面前的酒只是做做样子，不会都喝光。殊不知最后他们三位把自己面前的酒全喝光了。至善和楚庄两位先生好酒量，我是早知道的，但绍棠这样喝我认为太伤身了。临别时我说今后别喝那么多酒，对身体不好。他笑着说，今天高兴，平常不这么喝。后来他中风病倒，主要因他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缺乏必要的休息和运动，但喝酒多了也是伤身的一个原因。那天喝酒表现出绍棠豪放的性格和陪朋友喝酒的热情，但毕竟对健康太不注意了！

    1988年我应日本文部省聘请去国立一桥大学任教，一去要几年，行前正好绍棠因病住友谊医院，我同老同学曹先擢去看他。他虽然中风后生活和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但精神很乐观，还是那样幽默地说，上天还是照顾他的，偏瘫的是左手，右手还照样可以写作。绍棠对他乡土文学系列仍很执着，雄心壮志一点未减，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创作计划。我和先擢劝他注意身体，调整工作节奏，减少社会活动，他都一一点头，但事后并未见到什么效果。

    那次，他还风趣地告诉我们，“当官”是绝对不去的，要当官就要认真为老百姓服务，就不能搞创作，而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他的乡土文学创作。在他尚未中风前，当时北京市长陈希同去看他时，希望他出任北京市文化局长。当时王蒙同志出任文化部长，陈希同说北京市也要找一位相当的文化人出任局长。绍棠对此根本不感兴趣。他回答说，现在我们是朋友、是校友（陈希同在北京解放时从北大中文系调出参加工作），作了局长不就成了你的部下了，咱们还是当朋友吧！陈希同认真地对绍棠说，那你就给我当助手，市长助理兼文化局长吧！绍棠哈哈大笑，恳切地说，当官的事就别找我吧！我不是当官的材料，让我专心去写小说吧！可见绍棠淡泊名利，把乡土文学创作看得高于一切，他认为这是他对大运河生他养他的乡亲们最好回报，也是他为人民留下百年来我国北方农村社会生活变化的真实画卷。绍棠很喜欢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可能他的心中有一个创作中国气派，更加宏大的中国大运河的画卷，活生生地塑造出几代人的中国农民的群体形象。只可惜天不遂人愿，绍棠英年早逝了。他比我还小一岁，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我相信他辉煌的乡土文学小说系列当呈献在国人面前，我国文学中定会增添一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绍棠是一个天才，他具有超人的禀赋，这些内在的优秀素质，在他勤奋努力中逐步展现了出来。从他创作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天赋和勤奋完美的结合，这就是千真万确的天才成长之路。

    待我1991年初从日本回来，再去看他时，我感到他的精力已大不如前，但社会活动还特别多。

    综观绍棠的一生，他从神童（反右中批他自命神童，实际是一大冤案。这个称号是某老作家取的）开始，在很有限的有效工作时间里，创作出10多部长篇，近10部中篇以及众多短篇。他帮助扶持的年轻人不计其数，他默默为国家和社会做的其他社会工作更是难以估算。他超负荷地做了多少事！他生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但这个社会制度不成熟的弊端却让他吃尽了苦头，剥夺了他风华正茂的好年华，即使这样，他也做出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绩。他杰出的才能，优秀的品格和宽广的胸怀是他成功的条件。他始终无怨无悔。当人们为他抱不平时，他还是那句老话，“父母也有打错孩子的时候！”用以劝慰大家。我记得历史上的一位智者早就认为“文章憎命达”，绍棠受的苦难，也许正是成就他成为一个著名作家的机遇吧！但这句话自然带有些许莫可奈何、自我安慰、自我嘲弄的意味！

    一位难得的天才，犹如电光石火一样，刹那消逝了，历史造成这样的遗憾，常让人心潮难平。中国人民已经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正在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而努力，我想绍棠九泉有知，他会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