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还是“学束”？

    我去年7月去坎特伯雷参加“第40届康拉德年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欧陆学者擅用历史解读作家作品，英国学者直面作品本身、玩味语言文字的美，而美国学者则乐于运用理论，比如从心理分析的角度透视文本，我们亚洲学者，包括日本、印度、港台等，尤其关注作品的伦理内涵。但不论哪一种角度和观点，优秀的学者总体现出一种激情，即用生命诠释作品，就如我们的李欧梵、钱理群、王富仁等长者对鲁迅的解读，那是生命对生命的拷问。

    欧梵先生曾讲，他一度用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写《铁屋中的呐喊》的第一段，写了改、改了写，总不能满意，所经受的磨练和痛苦难以用言语来形容。面对每一个句子，也是百般锤炼，常常盯着一个字或一句话坐上两三个小时，直到写得透彻无余，一字不能多一字不能少。

    在坎特伯雷期间，发现“康拉德在中国”这样一项研究在西方尚属空白，众长者鼓励我写文章介绍一下康拉德在中国的情况，其中包括凯斯·卡拉宾先生（KeithCarabi⁃ne）。卡拉宾的语言朴实到笨拙，那是因为他把学问看得很重，用文字承载真诚，字字带着心血和拷问。要写文章给这样的学者看，逼着我一丝不苟的去面对。

    首先，认真梳理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逐条记录。经过近两个星期的整理，发现国内历年研究康拉德的文章（包括博硕士论文）达千篇之多，我心惺惺。每篇论文的撰写，不管写成啥样，都是作者的血汗之作啊！但尤让人心痛的是：这血汗浇灌下去，优秀的篇章不多。因为，众多文章的写成所遭受的痛苦不是来自文本的难度、灵魂的拷问，而是职称晋升的压力。康拉德的小说，如康拉德一般顽固，不收无心的祭品。

    面对卷轶浩繁的学术作品，我在思考：普通读者如何接受康拉德呢？在专业同事的帮助下，我设计了一份问卷。在网络上发放，结果不理想，于是带着100份问卷南下深圳书城，这个我印象中年轻的城市里面优秀的实体书店。一个下午下来，斩获了18份问卷，我的心在不断的下沉：

    “康拉德是谁？”

    “哪有时间读书啊！”

    “小说，我知道的不多。”“你这样做有意义吗？”

    晚上睡下，早上起来再去书店，觉得步子和心一样重，拖不动。做完48份问卷，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反复有人问：“你这样做有意义吗？”这让我自己也产生了怀疑，“是啊，我在干什么？”继而，内心隐隐的咆哮，回答问者道：“这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发问：学术在干什么？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吗？文人，你是干什么的？你受了教育而与普罗大众形同陌路吗？你真诚面对作品了吗？你传载文明了吗？”

    爱人和四岁的儿子拉着我的手，一份份把问卷完成。100个人中，只有一个从香港过境来深圳买书的小姑娘读过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一个研究生听同学说起过康拉德，其余98个好心接受我采访的人没听说过康拉德。他们中间有教授、医生、工程师、工人、老板、设计师、流浪者、家庭主妇、学生等等，年龄从10岁到76岁不等。

    顾彬曾对我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文革期间中国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不是文革的错，是作家本人的错。他们的良知坏了。为了保全生命，向环境屈服。而真正的诗人、作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发出心的声音的。”对此言论，我不予评论。但在那一刻，我面红耳赤，为了职称和生计，我有没有卖了灵魂，去写自己都不愿读的文章？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哪里去了？

    今日的文人，是在学术，还是在“学束”？被科研体制束缚，被求取功名束缚。几人仍有勇气去直面作品本身、体会文字之美、坦然接受文学对灵魂的拷问？谁还会花上三年时间去写一段无愧生命的文字？几人仍然能够“文以载道”，传播人类真正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