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文学的温度

    《远东来信》是我历时18年，自费投入50万元，遍访欧洲十几个国家，倾注情感与心血完成的近40万字长篇小说。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德国留学期间，《辛德勒的名单》开始热播，影响很大。每当和外国朋友聊到电影，聊到民族与人性光辉时，总会有人提到中国人在二战期间只为自己而战，没有为其他民族作更多贡献的国际情怀。这一度让我耿耿于怀，却苦于找不到有力证据去反驳。1995年，我偶然在当地德文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二战期间，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以及近三万名犹太难民在上海得到救助，免遭纳粹杀戮的事件。这则豆腐块大小的消息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段珍贵的历史证明了我们民族的善良和大爱。从那时起，我便开始酝酿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来反映这个真实故事。

    理工出身的我没有学过文学创作，但我知道要想写好这样一部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文学作品，需要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相结合。为此，我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查阅、实地考察、人物采风。留德7年，我几乎走遍了整个欧洲，造访了各地的二战纪念场馆、博物馆与集中营；回国后，又多次去上海探访当年犹太隔离区，多次去河南开封、驻马店、上蔡乃至江苏、甘肃等地“蹲点”采访，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力求通过绝不含糊的细节描写真实再现那个年代的历史过往和家国情怀。

    很多人问我，作为一位公务繁忙、学术加身的大学校长，为何去创作小说，特别是《远东来信》这样一部题材独特、叙事庞大的作品？我的回答是，我的文学创作和我大学校长的本职工作一脉相承，大学校长不仅在校园围墙内做学问、办教育，更应该承担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要为城市风尚、国家精神的塑造起作用。对我而言，花费十几年光阴呕心沥血创作《远东来信》，不是为了谋取什么利益，而是以积极的心态肩负起知识分子的文化义务，这是支撑我坚持写下去的强大动力。

    创作《远东来信》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在自己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和屠杀的苦难岁月，还在无私地庇护着大批的包括犹太难民在内的外国人。

    在当今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更大众、更有温度，具有力量、更兼蓄包容，润物无声、更余味无穷。多年的创作使我对文学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健康优秀的作品展现的不仅是文字、逻辑和故事，更是善良、情怀和担当。

    紫金山文学奖的设立，不仅展现了江苏文学界的丰硕成果，更是呈现出江苏文学队伍的生机勃勃与传承发展。一直以来，江苏作家笔耕不辍，每年都创作出一些有影响力的重要作品。组织紫金山文学奖评选，使得江苏文学创作有了自己的一项标杆，经过近些年的评选活动，它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得到了国内文学界的充分认可，对于江苏作家把握中国精神，提升艺术境界，开展文化创新，共同繁荣江苏文学事业发挥着积极地推动作用，无愧于“江苏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