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拔子在过去几乎家家都有,现在已经罕见了,要用语言形容它的形状,可也真不太容易。想象一个细长的圆锥体吧,把它一剖两半,取其中一半,把上端的尖截去后向后弯成弧形,形成一个柄,然后把上下两端的边缘修成圆弧状。虽然不太像,但鞋拔子大致可以想象成这个样子了。
从前做鞋首先就要做袼褙,袼褙徐州话叫“靠子”。做袼褙叫“打靠子”。也有专门卖袼褙的,常常是一些老太太,胳膊上挎着一个用柳条编的篮子,里面放几张卷成圆筒状的袼褙,一进院子就高声喊:“有铺残拿来卖!有铺残拿来卖!”徐州话“铺残”可能是“铺衬”或“铺陈”的音变,是指旧衣裳、烂床单之类的破布。老太太收购这些破布是为了做袼褙用,所以她在出售产品的同时还收购原料。先用水把光滑的木板打湿,把一块一块的破布块像拼图一样贴在木板上,手抓一把浆糊在布块上涂匀,然后再贴一层布块,就这样重复三四次,每贴满一层布就涂一层浆糊。把这块木板拿到墙根儿放在太阳下晒,晒干后揭下来,这张像硬纸板似的布片就是袼褙。
袼褙做好,找出夹在旧杂志里的“鞋样子”,做鞋面的袼褙一面儿贴上黑布做鞋面,一面儿用白布做鞋里,鞋口处粘上黑布条,然后用黑线一针一针缉结实。做鞋底的袼褙周围粘上白布条,一层一层绷上,最后一层(着地的一面)要垫上一层薄薄的棉花,贴上白布,这样就可开始做鞋中最艰苦的工作了——纳鞋底。我没有数过一双鞋底共有多少针脚,我想用千针万线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
1981年,我在瑞士留学时,有一天,一位瑞士朋友邀我一起去看“中国贴布艺术展”。“中国贴布艺术展”?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我带着疑惑随他前往参观。根据报纸上的广告,我们找到了展览地点,原来是一座环境幽雅的私宅。按下门铃,一位举止优雅的夫人出来开门,微笑着把我们引到二楼展室。展室的墙上挂着许多玻璃画框,旁边的射灯把柔柔的灯光打在画面上。远远望去,我以为是某位现代派艺术大师的作品,不规则的色块互相重叠,形成千变万化的图案。有的画面上有几点鲜明的色彩在单一的基调中绽放,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我到画框前仔细欣赏,突然间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了什么?袼褙!靠子!做鞋的靠子!那个喊着“有铺残拿来卖”的老太太篮子里的靠子!它们怎么会在这里?在我头顶上以傲视苍生的目光看着我!
夫人过来解释说:这些“贴布画”是她丈夫到中国旅游时在农村发现的,走了许多村庄收购了这些“画”。就这样,她丈夫以他艺术家的品味和发现艺术的眼光化腐朽为神奇,把中国农妇用满手浆糊和各色碎布,其中可能包括他孩子的尿布片,随手涂抹而成的袼褙,带到了欧洲的艺术殿堂。夫人把我们带到展室中间的玻璃柜旁,里面放着两张袼褙和一只布鞋。布鞋被开膛破肚,鞋底被一层层割开翻卷着,鞋面布也被剪开。旁边一个标牌诚实地说明,这些“贴布画”原来就是做鞋底和鞋面用的。夫人告诉我们,这些“贴布画”是二元人民币一张买来的,我看看画框下角标明的售价,最贵的高达数千瑞士法郎,便宜的也在一千瑞士法郎左右,让我觉得灰姑娘变成高贵的公主绝对不是童话。夫人拿来两幅他们最珍爱的“贴布画”,其中的袼褙用两片玻璃夹着,所以两面都可以欣赏。有一幅中间有一片藕色的锦缎,上面精美的花纹依然清晰。这片锦缎也许来自一位旧时代小姐的裙裾,看到它我想起凋零的梅花,虽已被碾压入泥,但余香犹存。另一幅中间是一块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袖章,“红卫兵”三个字在红绸布上十分醒目。夫人当然不知道“红卫兵”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那些臂带“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把一切高雅艺术都当作资产阶级的垃圾摧毁砸烂,现在他们的袖标却被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这一切显得那么荒诞。分手时,夫人知道我是中国人,友好地和我握手,这一刻我突发奇想,如果我提几双草鞋过来,能不能办一个“中国草编艺术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