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同彬:重建对文学的热爱

    我在《重建青年性》中曾经强调：没有“青年性”的文学和文化是没有活力和希望的，我们必须反对没有责任感和理想情怀的庸碌，反对基于谋求名利和安全性的过度“和善”，反对“温柔”又“残酷”的世故习气……但这种信誓旦旦的“宣言”，并没有保证我“永葆青春”，相反，衰老与渗入骨髓的黯然，悄悄到来。

    余华先生在去年领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时候说：“我们确实是老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说句实在话，我觉得生活比写作重要，写作比获奖重要，当然获奖比不获奖重要。”今天，在我领取新人奖的场合引用这样一段老气横秋的话，竟然从内心里毫无违和之感。

    多年前，刚刚在南京成为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我经常像“祥林嫂”一样反复絮叨洛扎诺夫在《落叶集》中的一句话：“我扛着文学如我的棺椁；我扛着文学如我的哀伤；我扛着文学如我的厌恶”。如今，这句看起来颇有些矫揉造作的话惟余最后一句沦肌浃髓。

    当然，于我而言，“生活比写作重要”或者“厌恶文学”这样的断言或情绪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相反，我的批评、我的写作以此为开端。简单地说，就是经由自己的批评实践让写作在自己的生活中再度重要起来，同时摒弃那些让人厌恶的文学形态，重建对文学的热爱。我近几年的批评文字常常引发别人诸如文化虚无、泛政治化或反文学的误解，其实“虚无”和“反对”不过是为了迎接我所喜爱的文学和我所敬重的文学人而做的准备，由此而形成的某些反抗、抵御、批判的姿态，也与所谓清高、勇敢没有关系，不过是怠惰、怯懦和羞耻感奇妙混杂后的无奈选择。

    前几天，许子东先生还忧心忡忡地批判中国的文学批评：“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软弱，像今天这么没用，没人看，非常弱。”这样的论调就如同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样，我们无力辩解也无需辩解。以时代（如八十年代、新世纪）、代际主体（70后、80后、青年等）为区隔、差异的那些看似洞明的高见，我们听得太多了，这样的论断还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不是得意洋洋的断言或否弃，而是思忖如何在文学共识瓦解的情况下面对我们生命深处这共同的沮丧、共同的责任！

    就像我站在这里，面对着我的师长和朋友们，此刻我不是一个新人，因为我在走向衰老，而我也不是一个旧人，因为我也还可以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