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侨易学”研究的一些看法

    叶隽在《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一书中提出了“侨易学”的思想。他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架构的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李石曾在《侨学发凡》中提出的“侨学”；二是道家与儒家共同的思想源泉或被誉为“大道之源”的《易经》。前者是一门“研究侨移、升高、进步的学问”，关注“移动中的若干生物[……]研究他们的一切关系上与活动上所标示的一切现象”（李石曾：《侨学发凡》，见《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台北，1980年第296页；转引自《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3页）；后者辨析“易简”、“变易”与“不易”。从这两个理论依据中不难看出叶隽创新的胆魄和宏大的理论视野。他不但提出了“侨易”理论的架构、研究方法、规则性等问题，而且还举出一些实例加以论证。

    以我粗浅的理解，叶隽提出的“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21页）的“侨易学”思想，似可通俗地解释为，通过观察人们在移居异地及其过程中（侨）所发生的言语行为和精神面貌变化（易）的现象，来研究属于不同文化子系统的人们在这“侨易”过程中，所发生的互动关系及由此而产生的转变和新建立起来的思想、言语行为乃至文化模式。这种研究所关注的不仅是“侨易”之后的结果，而且还看重由“侨”而“易”的整个过程。《易经》讲究起、承、持、转、合、极六个过程，“侨易学”也注重“侨易”的整个演变过程。

    《易经》在阐释与人相关的“易变”道理时，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易变”的主体；叶隽“侨易学”关注的也是这个主体，叶隽也称之为“侨易”的研究对象。他说：“所谓的侨易对象，就是侨易主体，乃是在侨易过程中发生主要质性变化的对象。”（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37页）从所观察的对象来看，“侨易”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学家就移民问题提出了“同化”（assimilation）和“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两个不同概念。前者强调作为少数民族的移民完全融入移入国的主流社会；而后者则表示移居他乡的少数民族在适应主流社会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并对主流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换句话说，“同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向”的“易变”，这与“侨易”研究的对象或主体是相一致的；而“文化移入”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双向”的“易变”，比叶隽提出的“侨易”研究多了一个“客体”，即“文化移入”研究所关注的那个“移入”的主体对作为主流的客体的影响。有关这一点我们从美国犹太移民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影响中可略见一斑。如果叶隽能把这一问题融合到其“侨易”理论中，或许将会更有说服力。

    从叶隽所提出的侨易学的理论分析模型（即“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异察变寻”）来看，“侨易学”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而非群体的“侨易”，或至少在他看来，“群体性的侨易学分析，不太容易做到”（《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35页）。我以为，假如一个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个体，那么这个理论的有用性是有限的，或至少其广延性是狭小的。好在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百年间见证的三次犹太移民浪潮来看，叶隽提出的分析模型并非只能用于分析个体，也完全可以用于分析群体。假如我们运用侨易学的分析模型来研究美国犹太移民这个群体，会清楚地析出他们带有取向性的“侨”和由此而产生质变的“易”。早期的美国犹太移民从欧洲，特别是从东欧国家历经“从边界到港口”、“底舱的煎熬”、“埃利斯岛”等过程，千辛万苦来到美国。他们在登陆美国后几乎都经历了美国著名犹太学者欧文·豪所说的那种“第一次冲击”：“来美国时心怀热望，现在有的人士气陡降，其他人则一蹶不振，问题倒不在乎他们的物质条件恶劣——毕竟他们早已经适应了它。更严重的是那种时刻萦绕着他们生活的精神迷茫。”（欧文·豪：《父辈的世界》，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68页）这里所说的“精神迷茫”其实就是指这些犹太移民，因位移到一个异质物质文化环境里而开始发生诸多精神质变中的一种。这也就印证了叶隽所提出的侨易学分析模型也是完全适合于分析群体性的“侨”和“易”的。

    不过，可能还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用于个人的“侨易”研究，还是用于群体的“侨易”研究，这个分析模式似还应该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统筹考虑，如从“侨易”时间来研究“侨易”的时代特性，或从“侨易”的空间来研究“侨易”的区域特性等。总之，“侨易”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自然诸多方面还有待于完善，但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其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都是我们可以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