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会见

    纳娃勒·赛阿达维在主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面临一个同样的目标：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尊严，没有宗教信仰、阶级、种族和性别差异的文明新秩序。我坚信明天会更好，无论是埃及，中国，还是全世界。”

    近日收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薛庆国教授发来的出席“埃及女作家纳娃勒·赛阿达维北外行”活动的邀请函，我其实并未感到意外。因为在这之前的四五天，学长郅溥浩从深圳打来电话时已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还告诉我们，他和正在大连度假的仲跻昆教授届时都将参加，而且预备把自己编的《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阿拉伯卷》和《阿拉伯文学通史》送给她。《精品文库》中收有赛阿达维的两个短篇，而仲教授的《通史》在论及“用笔杆作武器，为女性的自由、权利而斗争”的埃及现当代小说界的女作家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赛阿达维。他还提醒我别忘了将我与妻子章谊译的赛阿达维的小说中译本签名带去，“让老太太高兴高兴，中国对她的作品是重视的……”

    那些天，我们一直期盼着这次会见。因为这场“迟到的”会见，我们少说也期盼了整整20年。

    我最初听闻赛阿达维女士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我第一次去叙利亚工作时，使馆为我们初出国门的年轻翻译聘请的辅导老师——叙利亚著名学者马姆杜赫·哈基教授，有一次谈及尼罗河三角洲时说，埃及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农村中的封建宗族势力仍很强大，农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许多封建陋习，如为防患女孩长大做出“败坏门风”的事，而对六七岁女童实施“割礼”的行为，至今还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此类陋习，我闻所未闻，便十分惊愕地询问：“难道政府不制止？”哈基教授说：“统治者只关心自己的宝座，对其他事都睁只眼闭只眼。”而与当局不作为相反的是，有一位埃及女医生挺身而出，顶住社会上的重重压力，写文章，编刊物，用科学知识无情地揭露了这类陋习对社会，特别是对妇女身心造成的严重伤害，在埃及与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提到的这位女医生，就是即将应邀来访的埃及著名女作家、“女权运动”倡导者纳娃勒·赛阿达维。从那时起，赛阿达维的名字，便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70年代我再次前往叙利亚工作，有一天市中心东巴基书店的经理向我推介新到的图书，其中便有纳娃勒·赛阿达维所写的《零点女人》，联想到哈基教授对这位女作家的评介，我便立即买了下来。书店经理说，由于赛阿达维的观点大胆、“前卫”，在埃及备受争议，因此她的书往往只能在别国出版。这本书的版权页上就清楚地标明：黎巴嫩文学出版社，1977年3月第一版。

    《零点女人》写于1976年，是赛阿达维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书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记述自己出于文学创作的原因，需要对女犯人进行心理研究，当她去采访一位名叫法尔杜丝的死刑犯时，却一次次遭到了这个犯人的拒绝。而令她未料到的是，就连平时一惯对犯人冷酷无情的狱监，和对犯人进行疏导工作的心理医生，竟也都对法尔杜丝寄予无限同情。于是，她询问道：“莫非她没有杀人？”可是狱监竟冲她大吼道：“不管她杀了还是没杀，她都是无辜的！她不该被绞死！该绞死的，是他们！”她问：“他们是谁？”狱监自知失言，冷笑一声走开了。当地法律规定，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如不服判决，可在判决书下达的十天时限内，向总统递交请求减免的申诉书，可是法尔杜丝却拒绝在心理医生为她代拟的申诉书上签字，作者每天到监狱探视，却都被法尔杜丝回绝。直到最后时限到来的前一天，狱监才急急忙忙告诉作者：“法尔杜丝同意和您见面！”于是，才有了这部小说所记述的一个被判死刑的女犯人临刑前的陈述。

    法尔杜丝出生在埃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她的父亲是“全部生活就是种地”、“每天夜里都要把老婆打得趴在地上”、“每周五清早必去清真寺做礼拜”的贫苦农民，虽然也会打些“家里的牛病死前赶紧卖掉”、“抢在邻居偷他的庄稼前，先去偷他们的”之类的小算盘，但终年忙到头，全家依旧食不果腹。法尔杜丝很小的时候便要和母亲一样，头上顶着沉重的罐子，把水或肥料往田里送。到六七岁时，也像农村其他女孩一样，被施以残酷的“割礼”。遇到断粮的日子，全家只有父亲有权吃晚饭。她的弟妹们因此先后夭折。当父母也病故之后，在艾资哈尔大学读书的叔叔把她接到了开罗。

    在法尔杜丝眼里，叔叔是比父亲更亲的人。过去他回乡度假时，就曾教她习字，到了开罗，尽管她要收拾屋子，并且替叔叔整理床铺、书籍，熨衣，做饭等等，但终究能上学读书了，这是她从小就企盼的事。到她上中学时，叔叔娶了大学读书时的教授的女儿，并依仗岳父的关系成了宗教事务部的一名职员。由于妻子出身比自己显赫，他不得不处处看妻子眼色，“怕她胜于爱她”。甚至有一次曾为供他上大学而卖掉金项圈的姑姑来家里看望，他也怕妻子怪罪而“退缩一边”，迫使姑姑把带来的鸡、蛋和饼留下，用布满裂纹的手提着空篮子走了。法尔杜丝最后被迫搬到学校住宿，节假日也独自在图书馆的破椅上读书。

    中学毕业后，她获得了优秀生证书。由于叔叔又添了两个孩子，叔叔家除了她睡过的小木床外，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了。叔叔想先把女仆辞退，让她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直到帮她找到工作；或供她上大学，搬到学校里住。可是婶婶都不同意。最后，法尔杜丝被迫嫁给婶婶的舅舅，尽管他们明知法尔杜丝才十九岁，而他们的舅舅却是个六十开外的糟老头子，下巴上还长着一个时不时流着脓血、散发恶臭的大肉瘤。因为他们想以此向这老吝啬鬼索要一份“可观的聘礼”。

    法尔杜丝受不了老吝啬鬼的凌辱与殴打，逃回叔叔家。可是叔叔却说男人打妻子是合法的，又把她送了回去。她得到的，却是更重的摧残与暴打。她只得再次逃走，却没再回叔叔家。她以为凭中学优秀生毕业文凭，可以教中小学或从事其他职业，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正直、体面的女人。但严酷的现实从未给她一点点温暖与眷顾。她先后遭到咖啡馆老板、女鸨婆、富豪、无赖、职场官员、外国政要、警察等形形色色人物的欺骗、玩弄、凌辱，即使她最后不得不靠出卖色相为生，也逃不脱皮条客与他所代表的不公正社会对她的压榨与欺骗。她努力过，奋斗过，却依旧被这不公的社会折磨得遍体鳞伤。她只能奋起反抗，在皮条客“掏出刀子之前，先把刀捅进了他的胸膛”……原本，她只要在申诉书上签名，或可免除一死，但她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牢房的门突然打开，几个武装刑警对她喊：“你的时限到了！”当着女作家的面把她押走了。赛阿达维说：“从我眼前永远消失了”。

    赛阿达维在这部小说中，以她朴实坦诚又尖锐泼辣的文风，深刻揭露与剖析了封建落后的现实社会虚伪奸诈的种种弊端，以及束缚、欺压与摧残妇女的社会根源。小说中法尔杜丝捅进皮条客胸口的那一刀，和这部记载着她陈述的作品，正是赛阿达维代表法尔杜丝和所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投向这不公社会的一把犀利的匕首。

    1987年我和妻子章谊一起从黎巴嫩离任回国，正值国内改革开放，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允许私人经商、创办企业。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学友有感于作家“出书难”的窘境，决意“下海”自办书社，想像邹韬奋、巴金等老一辈作家那样，自行编辑、出版文学书刊。那时他们的书社刚刚建起，正“等米下锅”。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港台的武侠、言情小说和翻译作品，中国作家的原创作品备受冷落，甚至出现出版商雇佣写手，假冒翻译作品出版系列小说的怪事。为适应市场需求，书社希望我们尽快翻译一两本外国文学作品应急。尽管我们对诸多情况不甚了然，但老学友所托不能不倾力相助。那时我们还恪守着前辈翻译家奉行的“国内已有译本不再重译”的原则，手头藏书中唯有这本《零点女人》尚无中译本，而这本书及其作者又值得向中国读者推介，便急忙忙译出。而出人意料的是，私营书社只有营销权，要出版图书还得联系正规出版社。一番周折之后，这个中译本终于于1988年11月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这里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原书名字面意思是“处在零点的女人”，如果直译，“零点”两字含意不大好懂，为此章谊还请教过新华社的阿拉伯专家，他们的解释也莫衷一是。为便利读者，我们决定依据书的内容改译作《临刑前的女人》，可收到样书时，却发现书名被改成了《判死刑的妓女》，据说是出版社为追求经济效益更改的，我们也无可奈何。不过，能把赛阿达维和她的这部著作推介给中国读者，也让我们感到欣慰。后来听说国内又有其他译本，译名也五花八门，有《一钱不值的女人》、《十字路口的女人》等等。仲跻昆学长在《阿拉伯文学通史》中将它译作《零下的女人》。而将赛阿达维及其作品列为学术研究项目，且卓有成效的新一代阿拉伯文学翻译与研究家牛子牧女士，则将它直译作《零点女人》。为行文一致，本文在提及这部著作时，一律称作《零点女人》。

    转眼又几年过去。1993年夏季，我们在巴格达接到去埃及工作的调令时，也曾想过：这次总有机会见见我们心仪已久的那位埃及女作家了。可是到埃及后，却一直忙于工作，想见赛阿达维的事不得不放在一边。出于对文学的喜好，我们在看书、报、杂志或去书店选购资料时，也总爱看与文学有关的信息。我们欣喜地发现，就像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张洁、铁凝、王安忆、张抗抗等众多女作家一样，当时埃及文坛上也活跃着一个数量可观的女作家群。新到使馆文化处工作的北大阿语系女教师来看望我们时，我们还曾建议她不妨把这个现象列为学术研究课题，逐一了解、研究这些女作家，写一部《当代埃及女作家群》。但我们渐渐发现，这些活跃的女作家中，并不包括赛阿达维，书店里也几乎看不见她近年的新作，这是怎么回事？50年代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的埃及著名画家黑白先生告诉我们说，由于赛阿达维对政治、宗教、妇女权益等社会敏感问题直言不讳，被埃及当局与宗教极端势力视为眼中钉，她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不得不迁居美国。黑白先生与赛阿达维很熟，他允诺：“只要她回开罗，我来安排你们见面”。然而，直到我们离任，也未能见到她。若从那时算起，也整整过去二十年了。

    活动开始后，我们终于和陆孝修、仲跻昆、郅溥浩、林丰民等学长、学友们聚集到北外阿语楼。当84岁高龄、满头银发的赛阿达维在北外领导和薛庆国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出现在大家面前时，我们果真见到这位如郅溥浩学长所说的“老太太”了！她朴素到不能再朴素：身着一件长及腰部的白衬衫，半旧的蓝色长裤和一双极普通的平底旅游鞋，未施粉黛，只把散乱的银发在后面随意扎起。乍一看，倒像是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小说《汗·哈利利市场》或《米达格胡同》里平民百姓家的老祖母，与我们在埃及社交界惯见的知识女性截然不同。然而，甫一接触，我们便从她的言谈举止中，感受到除了老祖母般的宽厚亲和之外，还有有她独有的睿智、博学与坚韧。

    赛阿达维说她从小就知道中国有和埃及同样古老的文化，知道中国人最早发现养蚕可以生产漂亮的丝绸。她小时候也养过蚕，有一天老师问她中国人为什么修长城？她想了想，回答说：可能是为防止蚕这种能吐丝的虫子爬到别国去吧。她很想到中国看看，看看长城是不是比金字塔还高……我们听着，很难想象三年前，当那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浪潮，自突尼斯、利比亚波及到埃及时，这位老太太怎样在狂热的青年男女的簇拥下走上街头，同他们一起呼喊“打倒独裁者！”的口号。三年过去了，人们狂热追求的“阿拉伯之春”并未出现。不少当时在广场上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面对当今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乱局痛心疾首：“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尽管赛阿达维对那场她曾“翘首盼望了七十多年”的“革命”及埃及目前状况感到失望，然而可贵的是她从未放弃信仰，她坚信“明天会更好，无论是埃及，中国，还是全世界”。

    她谈到此次中国之行，从北京的崭新面貌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也登上了长城，圆了她童年的梦；谈到当鲁迅先生认识到医术只能救治患者的病患，而不能拯救民族的愚昧与麻痹时，便决然弃医从文，她对此颇有感触，她正是从许多来她诊所求医的女患者那里感到愚昧、无知给妇女造成的伤害与摧残，才义无反顾地拿起笔来。她注意到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任何革命不能只空喊政治口号，也应关注到家庭的细微末节，关注妇女家庭与社会地位的改变。

    赛阿达维迄今共创作了55部著作，其中不少被译成多种文字，可偏偏没有中文。她说，直到那天一位叫牛子牧的中国姑娘突然造访，希望把她的部分作品译成中文，并转达了邀她访华的意愿。牛子牧女士的阿文名字，意思是“绿洲”，赛阿达维就像沙漠中的旅人看到绿洲一般，感到意外的惊喜，也从此建立了她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在多方面共同努力下，终于促成了赛阿达维的这次中国之行。

    我们每人一进入阿语楼就获赠一本今年第四期的《世界文学》，赛阿达维的照片占了多半个封面。她的作品小辑中，刊登了牛子牧翻译的一部中篇和两部短篇，再加上赛阿达维的《致中国读者》与牛子牧的评论《笔与手术刀》，这是我国首次以可观的规模推介这位埃及女作家了。这些举措无疑也让更多中国读者认识了赛阿达维和她的作品。她提到前两天在北师大同几位中国作家座谈，对中国作家对她作品理解的深刻程度感到振奋。那几位中国作家很年轻，他们读到的大约也只是《世界文学》上刊载的这几篇作品。所以，当仲跻昆、郅溥浩和我们把准备好的书籍送给她时，也确如郅溥浩所说，给了“老太太”一个新的惊喜。因为她的作品不仅有中文译本，而且中国学者编著的《阿拉伯文学通史》中，给予她和她的著作极高的评价。她在我们的题签簿上留下了这样的题词：“我愿对你们的创作和在介绍阿拉伯文学与书籍中的重要作用，表示赞扬与感谢。”

    她在主旨演讲中说，埃、中两个文明古国，应当进一步加强文化交往。“因为我们面临一个同样的目标：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尊严，没有宗教信仰、阶级、种族和性别差异的文明新秩序。”她的演讲博得与会者的阵阵掌声。“我坚信明天会更好，无论是埃及，中国，还是全世界”。“老太太”豁达、爽朗、乐观的态度也给大家留下极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