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经由人物进入历史

    我们三个当时是在北京的，许子东是在上海的，那个时候学界评论界以至出版界和谐的关系就有这么一个方面，地域不足以造成障碍，尤其是京沪之间，我们确实是有同志之感，这种志同道合的感觉和彼此呼应的感觉保持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继续保持？但是当时这种感情是很感动人的，而且从专业上来讲，钱理群，我和许子东，我们专业背景都是中国现代文学，而黄子平是当代文学，但是这个专业也不足以造成我们之间交往的障碍，而且我们也没有被专业所限，至少我和许子东后来都没有坚守在现代文学专业，我们都做了一些别的事情，包括当代文学。

    我们跟出版界的关系也是这样，我常常回过头来会谈到最早我接触到的几位编辑，我们未必是朋友，甚至编完我的某一本书之后，我们就再无联系，但是当初的那种纯洁干净的关系，让我至今怀念，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别的因素，而大家都一致的是为了推动学术，他们更是为了推进新人。说来新人当时有的已经不年轻，这套书中我的那本出版的时候，我也已经42岁，年龄也不足以构成限制，就像当年大学本科，年龄常常是相差十岁左右，我跟许子东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年龄上的差距，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被任何这种别的外在的因素所阻隔，大家和出版界共同营造的一种，怎么说呢？比较年轻的这种氛围，虽然我们当时已经不年轻。比较可笑的是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被笼统的称之为青年评论家，当然钱理群头顶已经秃了，我至少是中年人了，但是大家对于青年评论家这种说法好像也没有什么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青春时代，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一个很荒谬的年代度过的，大家都认为改革开放是第二度的青春，称为青年评论家也没有什么不好，未尝不可。从这种种的情况来看，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至于这套书里面的，我的这本书，我觉得很惭愧，我收到这本再版的书之后，居然没有打开，所以我不知道里面还包着一层原来的书皮。不止于冷漠，几乎是麻木，后来出书之后，常常没有感觉，无感，发了文章无感，就是这个样子。关心的只是眼下在写什么。回头来翻旧作很少有这样的兴致，但是当时写作的状态还是记得的，做学术自述的时候，会一遍又一遍的返回到当年，返回到那时候的写作状态。那个时候大家从作家论起步，从作家研究起是一个很普遍很正常的现象，现在好像风气已经大变，很多中文系的或者文学院的研究生是不怎么看作品的，或者是不怎么愿意细读作品，他们首先关心的是问题，先有了一个框架，有了一个问题，然后用理论编织出一套完整的论述，我对此真是不太以为然，我很早就说过自己的这种担忧，我怕普遍的文学鉴赏能力是在退化中。几年前《文学评论》上刘娜先生的文章，她也是这套丛书的作者，这篇文章主旨是，你是不是还会判断什么作品是好作品？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学专业的学生和研究生，真的能够判断作品的好坏，这种能力是否还有？或者大家是否还关心哪一些是好作品？能不能有这种鉴赏能力？至少是哪怕是走偏锋，你有没有一个你个人的鉴别能力？这个再版本之所以不能够让我很激动，我还是更倾向于撤换后的，多少做了微调的，觉得让我自己心里更踏实一点，因为有时候你觉得不理想，你希望它消失掉，在新的版本里就不见了，但是也不完全是自毁少作，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不是太年轻了，写的特别不成样子并不多，但是确实质量上还是有差异的，之所以不能够说毁自己的少作，至少其中有几篇或者至少其中写箫红的那一篇，我相信过了那个时间再也不能写出来，只能在那个时间点上写出那篇作家论，所以我不能说我后来有多大的长进，一定比当年强到哪去。我只能说我记得子平说过有几句话，说你现在要写东西赶紧写，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写不出来了，这个话确实不错。过了那个时间，那个状态，再也找不回来。你阅读的时候再也没有那种对文字的感觉，那种对文字的感觉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东西，非常脆弱。现在不但没有了这样的感觉，有时候觉得自己的能力在某一方面也在退化中，你并不是随着岁月，哪方面都在长进，有的能力在长进，有的能力在退化，而且永远不可能再把那些退化了的东西找回来，所以这本书我想对于现在的读者还是会多少有一点价值的。

    我个人最初确实是从作家作品的阅读起步的，而且我在各种场合一再地说到，我的学术方面的路径就是经由人物进入历史，到后来做明清之际也是如此。最初的起点有时候就决定了你的学术工作的基本的路线，这点我和钱理群，我们都差不多，他最初研究鲁迅，研究周氏兄弟，后来的研究也基本上在这个方向上，我做知识分子研究，我做士大夫研究，对作家的研究，后来对人物的研究也是这样的，所以最初的选择非常重要。我发现年轻人做的题目里不但没有一流的现代文学作者，甚至没有二流的、三流的现代文学作者，我觉得这种学术选择可能会限制他日后的发展。为什么不给自己一点挑战呢？给自己出一个难题，或者是在别人已经做过的基础上试图把它往前推一推，写出一点新意。只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学术环境，刚才许子东先生和黄子平先生都谈到学术环境的问题，我也有同样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