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从奥威尔到赫胥黎

    当时接到要签约重出这本书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很激动，后来发现一点都不激动，后来就想什么原因呢？三十年实在太长了，如果二十年前重印我会激动得睡不着觉，如果十年前的话，我会激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三十年好像就麻木了，就像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放太晚了。发现封面设计特别有想法，用统一的一个封皮，里面用的是三十年前版本的旧封面包起来，这个设计特别好。

    我当年这个书题目叫《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我听说新华书店的职员摆到儿童读物的书架上面，所以很多家长买回去以后很生气，觉得这不是给儿童看的书，后来书店的人解释，小孩可以长大的嘛，长大就可以看，现在小孩也三十几岁了，也不知道他们看不看。我的书名经常会误导家长，我出过一本书叫做《害怕写作》，又看到一个家长抱怨，这本书以为是教写作的，我买回去给我读小学的儿子，以为可以改善他的写作，后来发现是害怕写作的，大上其当，我的书名经常起到误导的作用。

    回头来说这本书，我进来在门口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叫做1984，用了一个典故。按照奥威尔对未来世界乌托邦的设想，世界上只剩下一本书，这个逻辑是很彻底的逻辑。另外一个也是乌托邦作家，叫做赫胥黎说，未来世界所有的人都写书，所以没有人读书。当所有人都成为作者的时候，就没有人当读者。现在赫胥黎的语言完全实现了，我们到了网络时代，所有人都是作者，没有读者，不发表评论就转，转发吧。这是推翻了1984的设想，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按照子东刚才的描述，只有一本书时代里面摆脱出来，重新呈现了某种有很多本书出现的一个时代，所以是非常诚恳地承认历史眷顾了我们，我们赶上了好的时代。

    我是一直自我定位写文学评论的人，不是研究者，做文学评论的，有一年我到上海碰到一个上海的青年作家，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现在再也不写这种即时的，对新发表的作品，对这些新秀的文学评论，我想了很久承认，我提出了一个可能是别人提出过的一个命题，批评是同时代人的批评。你为什么要写评论呢？什么是同时代人？有一个定义对重大的问题有共同兴趣的人叫做同时代人。我为什么会有文学评论？就是因为有一帮人成立文学社，成立社团，有自己的文学主张，觉得这个作品体现了某种新的思潮、新的方向等等，所以文学评论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知道有诗社，诗社有诗歌宣言，这批人对诗歌有独特的共同的想法和看法，他们甚至办自己的诗刊，你会发现在诗歌界比较多的这种同时代的人的评论，甚至诗人自己写评论，小说家就没有发现成立小说社，发表小说宣言，几乎没有。这些本来应该去帮同时代人发声的评论家哪里去了呢？后来我考察了一下，读研究生去了，读完硕士读博士。读研究生以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导师不太愿意你去做同时代人的研究，你做活着的人的研究，导师觉得比较麻烦，所以通常都希望你做已经死去的人的研究。读完了硕士读博士，读完了博士你就傻掉了，出来再也写不了文学批评。后来看到那些出版物，大部分是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很少能看搞文学评论集，像这种青年丛书这样的一种出版物也恰恰是因为各大学的研究生制度还没有完全健全起来的时候，能够允许这样的一种写作产生。我们这些人还再写文学评论就变成了提携新秀，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角色，所以就变成经常被作家们谴责的叫做文学评论界的逃兵，不太光彩的一个角色。最后只能总结出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害怕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