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命的学问”的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写作要有“文气”，不仅要“无我”，更要“有我”。

    尽管笔者近些年在大学教授文学史，但我对作为学科体系组成之一的文学史教材并不特别感兴趣，有时甚至有些排斥。

    私心不喜文学史著，并非是说文学教育、文学研究不需要文学史，恰恰相反，文学史对于文学研究极为重要，只是很多文学史著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而已。作为事实的文学史，确实存在。但是作为课程和学科的“文学史”，作为教材著述的“文学史”，不是从来就有的，往往是建构起来的。这种建构，常常离文学史的本相很远。

    文学史是什么？文学史绝不应该只是文学知识的罗列排比，不应该只是用所谓进化论的思维和观念描述出一个看似清晰实则若有若无的所谓“规律”。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所以，她首先是文学的，然后是历史的。而文学是生命的学问。文学史写作要有“文气”。这里的“文气”，体现为生命的气息，思想的气息，体现为对人性的关怀。所以，是著史者的思想穿透、人性关怀、生命情怀，而不是其他，最大程度上决定写出来的文学史著的层次和境界。有了这种关怀与情怀，那么文学史著就不会只是剪刀加浆糊的拼接，不会是简单的知识生产线上的产品。

    所以，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给我最初的感受就是，带有著史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历史关怀，是熔入了著史者生命体温和学术思想的结晶。

    包括著史在内的学术研究，不仅要“无我”，更要“有我”。“无我”，是对历史、材料全面占有，对毛茸茸的历史的客观观察，而“有我”则是在上述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理性判断与价值定位，更是理性判断之后的生命关怀，投射着著者的理想与信仰。比如太史公之于史纪的写作，鲁迅之于魏晋文学的深味，陈寅恪之于柳如是的体察，都有那鲜明的自我在，都体现为一种生命的学问，而不仅仅是纸上的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无疑这部《中国新文学史》不仅显出了著史者对现当代文学的洞察，尤其体现了对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历史变迁的切身体验与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体现了对百年来中国文化史的深度关切。所以在笔者看来，在看似冷静克制的学术语言之下，涌动的其实是主编丁帆的生命之气。这种“文气”是斯文之回荡。文化即人化，对人的关怀，对人性的洞察与呵护，才是文化之精髓，才是文学之旨归。

    所以，笔者看到，丁帆在开篇绪论中就表明本书的入史标准是：“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这就是说，考量每一部作品经典品质的时候，都看其是否关注了深切独特的人性状貌，是否有语言形式、趣味、风格的独到之处，是否从富有意味的角度以个性化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历史、现实和未来相交织的中国经验。”三个维度的确定，使得这部文学史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稳定的一贯的而且又极具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建立，文学史才能得以确立。

    相比较其他形式的文学研究，文学史著述最需“通”，最忌“隔”。而长期以来，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文学史体现出来的恰恰是后者——“隔”。文学史要强调探究文学史现象的“存在之故，变迁之由”，然而对文学源流的这种探究，其流弊往往会出现硬性的比附和貌似合理的“规律”的简单归纳。而这部文学史就体现出著者对唯“规律化”与简单比附的流弊的高度警惕。这一点，从新颖而别具深意的体例上可以看出。正由于对真实的敏感，故而对文学的研究持包容与开放的姿态，从而突破以往文学史著对文体的强行切割的局限。如绪论中所言，“在体例设计上，我们打破了以往用文体进行分类而设计章节的惯例，以同一时段中主体内容或审美形式相同或相近的作家作品进行分类”，目的就是“将撰写的中心放在作品的分析中”。

    要切近复杂的毛茸茸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通”的意识。“通”是打通、通达、超越，从更宏大的视野，更细微的深处，体察文学变迁的本相及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性、文学与制度等之间的复杂纠葛，从而能摆脱此前某些文学史在入史对象选择方面的偏狭。笔者最初拿到这部书时，颇为诧异主编使用“中国新文学史”之名，因为“中国新文学史”的命名不仅不新，反而极旧。继而读之，才意识到主编在“中国新文学史”的旧瓶中装了新酒。“新文学”概念在此书中有两处被明确界定：一是“民国以来以白话为主干但绝不完全排斥其他语言形式（如文言、方言）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汉语文学创作”；另一处是“以中华民国成立为外在标志，以现代民主观念为价值基准、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内涵且以新的审美形式为表现方法的文学。”这两处概念的界定，意义重大。这不仅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首次明确地从语言的角度将文言等文学创作纳入新文学史的提倡和实践，而且更重要的是笔者并不纠缠于语言的皮相，而是从更根本的层面把握了新文学的内涵，这就是“通”的体现。

    如果说前两处是概念内涵界定的话，主编又对“中国新文学史”的外延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说明：“新文学准确的表述应该是：1912—1949年为新文学第一阶段（含大陆与台港地区，以及海外华文文学）。1949年后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二阶段，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述：大陆是‘共和国文学’的表述（而非什么‘当代文学’）；台湾仍是‘民国文学’的表述（它延续到何时，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学术问题）；港澳就是‘港澳文学’的表述（因为它的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它的文学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同时又有殖民文化的色彩。因此，我们只能用地区名称来表述）。此外，尚有一支海外华文文学，就一并归入‘港澳文学’，应为‘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至此，《中国新文学史》的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框架，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设计与切分。这是此部文学史不同于以往文学史的突出亮点。这种明确的界分和厘定，解决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界由来已久的论争，而且充分体现了著者的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