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

    西路军女战士这段苦难历史的呈现无疑是唤起国人记忆的一记重锤。

    “她们与岁月有着相濡以沫的爱恋，她们曾经走过河西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季，她们经历了不堪回首的战争悲歌。她们是淬过火的种子散落在民间，她们是尘封在天地间的英雄儿女。她们的心灵始终漫卷着信仰的红旗，她们辽阔出人间桂花遍地的馨香，她们眼中含着渴望的泪水向着东方寻找太阳，她们的人生亦步亦趋正在离我们渐行渐远。而她们的历史终要与我们相逢，被载入史册，被一辈又一辈的人，追忆，缅怀，继承。”张春燕优美细腻的文字引领着读者走进她的故事——《向东找太阳——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这些故事是七位西路军女战士的真实经历。

    1937年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一大批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后弹尽粮绝，有的落入敌手，有的流落民间，从此开始了他们半个多世纪坎坷多舛、令人唏嘘的生命之旅。70多年来，这些红军女战士大多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偏僻农村，但曾经的革命生涯、理想和信念，使他们一直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

    作者耗费5年的时间的走访，累计形成上万里，描写了主人公作为红军西路军战士的征战经历、西路军失败后70多年间她们及其战友、她们的家人经历的风风雨雨和人生磨难，再现了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可歌可泣、悲壮惨烈的英雄事迹。这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关于西路军女战士的生命绝唱。这种抢救性的采访，使大量真实的史料得以展示。《向东找太阳——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的出版，对研究西路军乃至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史料价值。面对逐渐宽松的环境，很多被尘封的档案逐渐解密。很多作家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实地采访，接触当年不曾触撞的历史，但是，如何书写历史也是作家们面对的难题。张春燕在写作中充分地显示了女性作家的特点，饱含深情，细致生动。或许是自然性遗忘，或许是被迫性遗忘，有些老人不愿意揭开尘封的历史，作者选择了尊重。这种善意体贴的写作姿态或许会使揭示史实的真相上缺少了冲击力，但是却维护了老人最后的尊严。有些人的沉默，反衬出更多的倾诉。从一个豆蔻年华的青年女子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妪，她们走过的漫长一生，只是国家与民族的一段过往记忆。

    “何元秀和其他几个伤员没跑多远就被马匪团团围住，将他们毒打一番后，捆住胳膊押往青海小教场集中营。途中，一些女战士被马匪蹂躏而死，有的战友一头撞在石头上自杀而死，还有被马匪一刀砍去半边脸，又掏出肠子缠绕在树上……不久，女战士又一个个分配给敌匪当老婆。”这些血腥残酷的场面一幕幕，她们遭受各种不堪的命运。西路军女战士仍然是战斗者，这段苦难历史的呈现无疑是唤起国人记忆的一记重锤。这些西路军曾经是我们民族历史的践行者和书写者，由于种种原因，她们的人生驶入看不到方向的丛林，但是，她们在屈辱、苦难、绝望中坚守、追寻，自始至终没有丢失对党的坚定信念。

    曾任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工兵营指导员的刘汉润，为了交党费，从指头缝里抠钱。只要孩子不饿得啼哭，她就把零零碎碎的家用钱都存起来，再用草纸一层层包裹着，开始藏在自己睡觉的草席下，后来又藏在房梁的缝隙中，结果还是被丈夫发现了。盛怒之下的丈夫趁着酒劲拿着马鞭抽打刘汉润，刘汉润也抡起杵子打破了他的头。解放那一年，刘汉润拿着自己积攒了十几年的党费，跑了几十公里路，找到了在景泰的解放军，泪水长流。她说，只要活着，就要找到党组织，交纳党费！

    可是，“因为没有相关证明，刘汉润悲伤地站在了党的门外……”在作者的叙述中，西路军的女战士们多数都缺乏“证明”。有的人幸运，找到证明，被党接纳认可，有的却永远只能等待。1951年，刘汉润最终被党拥入怀中。而她的战友何福祥，同样在历尽艰难寻找组织交纳党费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曲折和坎坷，好不容易联系上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人，又遭遇文革，被扣上了“大叛徒”的帽子关进牛棚。

    为什么那个年代这些女兵能够在黑暗中向往光明、寻找光明？为什么她们始终怀着感恩之心？张春燕在呈现她们生命本身的各种曲折时，也带给阅读者更多的启示。这种真挚忠诚的信仰正是当下社会最稀缺的力量。

    《向东找太阳——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的出版，是对那段虽败犹荣的历史的肯定，是对28000名悲壮血勇的西路军将士的肯定，是对西路军精神的肯定。然而，作品中的叙述是多维度的，因而时有显得复杂而凌乱。同时，由于作者更为侧重情感叙述的力量，对于整体背景交待不够。若将其置于更为宏大清晰的历史框架，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