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读书笔记有长有短,短则二三千字,长则六七千字。但是,不论长短,几乎每一篇都能别有所见,发人所未发。
三馀堂主徐宗文先生,从十年前出版《三馀论草》(古典文学论文集)开始,到今年出版《三馀笔记》,整整十年。其间另有《曲士语道》(书评集)、《西窗夜话》(散文集)等多部著作出版。三馀堂主的这些论著,笔者认为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大多利用“三馀”时间完成的;二是大多有自己的心得。打开此书,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首先是每篇文章的题目都那样地具有吸引力,而阅读起来不仅感到文字如行云流水,轻松活泼,观点更是新颖独特,能给人以莫大的启发:读书固须多,更贵有发现与发明。
《三馀笔记》收文三十二篇,分为四个部分编排:第一部分“文山采玉”,主要是堂主三馀时间阅读诗文的笔记;第二部分“史海探珠”,主要是他的读史随笔;第三部分“格物致知”,主要是编书杂记;第四部分“师心自得”,则是治学心得。三十馀篇读书笔记,有长有短,短则二三千字,长则六七千字。但是,不论长短,几乎每一篇都能别有所见,发人所未发。笔者略加选择,以几个个案为例,具体谈一谈《三馀笔记》所体现的这一特色:
《〈阅微草堂笔记〉中隐含的信息》一文,是“文山采玉”中的一篇。该文列举大量事例,解剖了清代学人纪晓岚的思想立场,给人以一种全新的认识。文章一开始即指出:“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一位历史人物是多么的不易!”接着在引证《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无数资料后道出纪晓岚的思想真相:“纪晓岚是一位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是一位具有浓厚儒家思想倾向的人物……也正是他,对于儒家思想的独特一脉——朱程理学(或曰‘闽洛道学’),却抱着一种怀疑甚至激烈讽刺与批判的态度,这一点却不大为世人所知。”“在这‘神秘面纱’之下,却隐藏着一个十分重要而微妙的信息,即他对朱程理学的无情讽刺和深刻批判,而这正可观照出他的思想立场的另一侧面。”这就是他的阅读发现。这一发现,大大改变了学界对纪晓岚思想倾向的传统看法,至少为论证这一观点大大地补充了不为常人所重视的资料。不仅如此,作者还由此引伸道:“研究和确定一个人的思想倾向,不能单从他的公开言论和大块文章出。这些资料往往都是一些表面文章,有时是作者为了应对现实迫不得已而作出的装潢门面的东西。这种表面的东西和实质出入很大,甚至完全相反,不可尽信。唯独他的私下言论,他的杂文笔记中所反应的思想才是最真实的,因而也是最可信的。纪晓岚对于朱程理学所持的批判立场及其观点,便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得到了最鲜明、最坚定、最深刻的反映。”这就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发明了。它其实告诉了我们一种治学方法:研究一个人,不仅要从堂而皇之的资料里去理出头绪,更应该注意从野史笔记中去寻找资料,且这一类资料可能更加可靠。这样的一种思想和治学的方法,对于我们无疑有更大的启发。
三馀堂主是国内较为知名的辞赋研究家,是中国辞赋学会的副会长,十年前出版的《三馀论草》中,近百分之七十是辞赋研究论文。在《三馀笔记》中,也有数篇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屈原——典型的“狂狷”之士》一文,即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屈原其人大有帮助。“格物致知”中的《赋体三说》一文,对于复杂的赋体,作者用了极其简单的三句话予以概括:赋有大体、赋无定体、赋兼众体。作者有创作辞赋的实践经验,“三说”可谓高屋建瓴,要言不烦,既解决了赋体纷争不已、欲辨已忘言的理论困境,体现了作者长期从事赋学研究的老道与成熟,同样也是他创作实践的一种“自得”。
比较“文山采玉”等各部分文章,“史海探珠”里的笔记更多的属于作者阅读《左传》、《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魏书》、新旧《唐书》、《宋史》等等史籍的“有得”之文。比如为什么司马迁说自己的《史记》是“述而不作”?作者给予了揭示,有自己的发现。为什么说“春秋”以后无真史?作者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视角。这些,都能给我们以新的启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部分的许多文章,比如《为人刻酷者多不得善终》、《君子之泽 二世而暂》、《躁进者难成大事》等,不仅是其读史的发现,而且更多寄托着作者的对世道人心的看法,甚至可以看作是作者愤世嫉俗的立场与观点的表达,这其中同样包含着作者的无可言状的发明,对于后来的读史者一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