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铸就辉煌

    今年是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MedicalBoard，CMB）成立100周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共四本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包括《油王：洛克菲勒在中国》《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等4本书。

    洛克菲勒基金会从1914年创立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到1951年撤离中国的37年间，对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做了许多工作，其最重要的、也是它最引以为豪的成就就是创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因此，这套名为“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的丛书实际上主要是介绍该基金会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协和医学院在中国西医发展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国内已有一些关于“协和”和“协和模式”的专著，但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直接或间接参与过洛克菲勒基金会、CMB及协和医学院管理的官员和医学教育家，因此它不但披露了许多洛氏基金会创办协和医学院的新史料，而且为我们观察分析协和医学院的发展演变过程和“协和模式”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研究20世纪中国医学史的珍贵资料。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早期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教会医学时期。“医学传道”（MedicalMission）和“协和”（Union）理念，是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北京协和医学堂（UnionMedicalCollegeinPeking）产生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二是洛克菲勒时期。“医学是现代神学”的理念、高强度资金投入，及创建世界一流的“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的办学理念，是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一、“医学传道”和“协和”理念

    早在16世记西方传教士己开始陆续进入中国。一些早期传教士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以不同的方式开展医疗活动。1828年起，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郭雷枢（ThomaRColledge）先后在澳门、和广州开设眼科诊所。由于西医外科治疗眼病（如白内障）的效果明显易见，因此极受欢迎。郭氏由此悟出，仅凭信仰和宣道热情在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方式，不适合中国本土的特点。郭雷枢认为，中国人比较注重实际，他们对抽象的真理兴趣不大，但对世俗的利益非常关注。因此，传教士通过治愈疾病展示出的慈善和人道，可以更有效地引导他们产生出对上帝的信仰。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雇请开业医生作为传教士来华的建议”的文章，在此文中郭雷枢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医学传道”（MedicalMission）的理念。1836年，郭雷枢、伯驾发起成立了“中国医学传教协会”（MedicalmissionarysocietyinChina），即博医学会，对医学传道的理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教会组织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同时对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861年英国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和德贞（JohnDudgeon）先后在北京开办和经营伦敦会北京施医院（PekingHospital of The London MissanarySosi⁃ety），在治病的同时，德贞还在京师同文馆开展医学教育，培养西医人才，是为此后开办协和医学堂的先声。施医院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

    中，几被彻底毁坏。1901年11月，医学传教士科龄（Thomas Co⁃chrane）被英国伦敦会派遣来到北京，担负起重建北京施医院的工作。此时，由于医学传教事业的迅速发展，原来分散的、以个体宣教为主的小差会医学传道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日益扩大的医学传教事业的需要。在华各大差会（Missions）认识到，有必要联合起来，集中各教会的经费和人力资源，开展在华的传教及相关的教育、医疗活动，从而提出了著名的“协和”（Union）理念。在科龄的提议下，由英国伦敦会为首的六教会协商共同筹办北京协和医学堂。在科龄的运作下，1906年2月12日北京协和医学堂正式成立，并获得清政府承认。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开办是西方“医学传教”理念提出后取得的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之一。

    隨着办学规模的扩大，以及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京协和医学堂运行的主要经费来源（向西方国家募捐，及清政府的少量拨款）几近枯竭。到1915年医学堂的办学经费己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正当北京协和医学堂办学陷入困境之时，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于1913年7月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洛氏家族的慈善财务首席顾问格池（FriderickTGates）的推动下，已把眼光投向了遥远而神秘的东方。

    二、医学是现代神学？

    格池（FriderickTGates）是一位浸理会牧师，他的博学和独到的眼光使他深得洛氏家族的信任。1897年格池受著名医学家奥斯勒（WilliamOsler）《医学原理与实践》一书的影响，对医学产生了宗教般的信仰。“在他心目中，医学被视为现代神学，是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治疗。”格池认为：“上帝和医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医生是上帝的宠儿，因为他们用有限的知识，日以继夜的研究以上帝为原型制造的人类，拨开迷雾，寻找真理，并由此而接近上帝的心灵。”（曧之：《协和医脉》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P65）格池这种“医学是现代神学”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洛氏家族慈善事业的方向。1914年1月29日格池向洛氏基金会提出了一份“循序渐进地在中国建立全面高效的医学系统”的报告。董事会采讷了格池的建议，并立即组建了一个以芝加哥大学校长贾德森（HarryP.Judson）为首的四人考察团，赴中国重点调查中国的教育和医学需求。考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建议在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基础上资助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医学院。

    洛氏基金会采纳了考察团的建议，并于1914年11月30日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专门负责具体实施在中国的项目。1914年12月11日在洛氏基金会总部纽约召开了CMB第一次会议，决定立即启动与伦敦会等六个教会组织商谈收购北京协和医学堂的事宜。此项交易于1915年6月2日正式完成，7月1日CMB全面接管该校。这样，一所在中国由教会联合团体联合经营的教会医学堂，就转身成了美国一家实力雄厚的私人慈善机构资助的私立医学院。

    三、追求卓越，创建一流

    为了具体落实第一次中国医学考察团确定的目标，CMB组建了第二次中国医学考察团。考察团经过在中国近半年时间的考察，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报告提议，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模式开办新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目的是创建一所和欧洲或美国的医学院一样优秀的学校……拥有一流的教师，配备良好的一流实验室和一流的教学医院。”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任校长麦可林（FranclinC.McLean）就明确宣称：协和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优秀的中国医学中心，培养少数精英，成为未来的中国医学领袖。”在此后的20多年间，协和医学院遵循“医学教育与医学研究相结合，追求卓越，创建一流”的办学理念。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医学人才，他们作为中国医学界的领军人物，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作为筹划CMB和协和医学院的“内部人”，还揭示了在创建协和医学院的过程中，教会组织与洛氏基金会之间在办学理念上的冲突；洛克菲勒基金会、CMB及协和医学院校董会三者之间，在学校决策管理上的权力纷争。这些内容在此前出版的有关协和医学院的著作中，几乎未被提及过。

    1951年1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收归国有，协和的洛克菲勒时代宣告结束。据吴东估算，从协和医学院项目启动到1951年收归国有之前，洛氏基金会先后投入4500万美元，以黄金折算，相当于今天20亿美元之巨。可以说，没有洛氏基金会就没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国内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它慈善组织（包括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的评说，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能否认那些慈善家和传教士们的真诚和奉献精神，但如果认为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一种纯粹的行善动机，那就有点简单化了。这是另外一个值得深入研究课题，不是本文所要涉及的问题。

    四、结束语

    20世记初，以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办为标志的西方“科学医学”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中国医学的一次“科学革命”。中国医学发生了从中医向西医发展的“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中、西医学的激烈冲突。目前西医已经成了中国医学的主流。群星闪烁，人才辈出是这场革命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协和模式”虽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但却是不可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