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书籍史之间

    新书籍史之“新”在于“分析重心由内至外”，将书籍置于市场流通、文化转型和社会交往的广大视野中加以理解；并以书籍为透镜，推求曾经文化世界的原貌。

    纸草文献的出土，为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说到纸草，不能不提到英国古典学家凯尼恩。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FredericGeorgeKenyon，1863~1952），著名古文书学家，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在古代书籍史方面，他亦卓有贡献，集中体现为《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

    书籍在古希腊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荷马时代。在公元前五世纪，即希腊文学顶峰期，雅典城中书籍大量涌现，口耳相传为阅读的习惯所取代。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书籍制造业繁荣，成为希腊化世界内书籍传播的中心。古罗马的书籍史则至少可以追溯至布匿战争，相关的记载始于此时。公元前二世纪，随着希腊文化传入罗马，“纸草卷子逐渐成为了拉丁世界图书的标准形式”。时至公元一世纪，各类图书馆在罗马林立。到了帝国时代，读书和公开朗诵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与此同时，古典时期图书的材料和形制也不断更迭。自公元前六世纪以降，希腊书籍普遍以纸草的形式出版。这种主导地位在古罗马社会得到延续，直到基督教兴起方逐渐式微。基督教文献材质，主要是皮纸而非纸草。不过在埃及，纸草则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延续。此外与现代的图书不同，由于古典时代人们读书的方式主要是诵读，所以“便于读者理解和检核的句读、分段等辅助措施是非常缺乏的”。

    笔者之所以对这本书颇感兴趣，并非源于对于古典时期书籍的形制和体例的好奇，更多的是由于对于近30年来英语世界中书籍史研究潮流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年鉴学派的杰出史家费弗尔及其学生马尔坦出版了《印刷书的诞生》，对于近代早期围绕书籍制作所展开的社会经济问题予以深入剖析。欧陆学术潮流影响，英美史学界对书籍史的关注在80年代逐渐兴起。（JaredJenisch,”History oftheBook:  Introduction,  Overview,Apologia”,LibrariesandtheAcad⁃emy,Apr.2003,p.230）在书籍史的历史编纂学叙事中，“移植”发生的标志是罗伯特·达恩顿在1982年发表的《书籍史是什么？》一文。达恩顿认为，相较此前目录学家的书籍史研究，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书籍史学者”致力于“发现在长时段中，书籍生产和消费的一般模式”。（Robert Darnton，”Whatisthe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Summer,1982),p.66）因此，我们今天所谈及的书籍史,实际上是“新书籍史”。目前国内翻译的西方“新书籍史”经典，尤其是达恩顿的著作，相当一部分是置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文化史经典译丛”中出版的。但是按照西方书籍史学者自身的看法：新书籍史虽然和“新文化史相当程度上重叠”，但是却不能等价。（JoanShellyRubin,“WhatIstheHistoryoftheHistoryofBooks?”,TheJournal ofAmeri⁃canHistory,Sep.2003,p.557）的确，书籍史所探讨的某些问题，如历史上书籍的流通和消费，显然不属于文化史的范畴。

    笔者是一个爱书之人，加之专业习惯，因此对于历史上的书籍传播和阅读行为的演变颇感兴趣。但是在阅读书籍史著作的过程中，头脑中长久为一个问题所萦绕：离开达恩顿所言的“新书籍史”语境，书籍史研究又当呈现何等面貌？《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为我们理解传统书籍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凯尼恩的这本书首刊于1932年，并于1951年再版。就其行文而言，显然没有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作者虽然没有将古典时代的书籍史写成一部“事件史”，但是其中对书籍材质细节的分析却占据相当篇幅。笔者在阅读这些内容时，切实地感到索然无味。例如关于纸草册子的长度和宽度问题，凯尼恩就将近花去10页的篇幅进行了细致但繁琐的探讨。虽然通过阅读针对此书的书评，我们不难得知这正是其学术贡献之所在。但显然，除非专治此领域的学者，否则无论专业史家或一般读者，读至此处时都不免头疼。因为对我们而言，无论纸草册子如何长短宽窄，都很难影响我们对古典文化和古代社会的认识。考虑到他本就是纸草文献研究方面的专家，这种关注不难理解。按照书籍史学的表述，如凯尼恩一般文献学角度的研究，将书籍视为“物理客体”（physicalobject），即版本、目录以及装帧等问题。（JeradJenisch,”HistoryoftheBook:In⁃troduction, Overview, Apologia”,p.229）。新书籍史则关注于“文本的创造、传播和使用”（“AnIntro⁃ductiontoBook History”,BookHistory,1998,ix）。正如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的开篇所言：“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因素”。两者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则体现在：对于历史细节近乎偏执的追求，为历史信息与宏大背景的关照和呼应所代替。在同时代的书籍史研究中，凯尼恩的这种研究旨趣并非个案。在同样主题的著作中，荷兰史家H.L.皮纳于1958年出版的《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也使用了大量篇幅用于精确描述此类信息。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就此推断，书籍史研究的谱系中，存在“突然的转变”？（Thomas R. Adams andNicolasBarker,“ANewModelfortheStudyoftheBook”,APoten⁃cie ofLife :BooksinSociety:the Clark Lectures,1986-1987,2001,p.39）这样的判断似乎略显绝对。仅从凯尼恩的书中，亦能看到后来新书籍史中一些研究视角的原型：如对阅读，即读者接受过程的关注。正如上文所叙，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相当篇幅用于描述古人阅读行为。如在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开朗诵是一种普遍的阅读习惯：“朗诵可以在公共场所，如大澡堂或广场，人们可以随意听取，就像在特拉法加广场或者海德公园听取演说一样；也可以是在私人宅第，为请来的客人阅读。”对于阅读史的重视，是英语世界新书籍史发展的一种趋势。根据达恩顿在1989年发表的《通向阅读的历史》一文中的“建议”，阅读史至少存在四种可能的研究路径：“阅读背后的观念与假设”、普通人的阅读方式、分析自传叙事和文学理论。（Rob⁃ertDarnton，“TowardaHistoryofReading”,The Wilson Quarterly,Autumn.1989,pp.94-98）古典时期的“公开朗诵”显然属于“普通人的阅读方式”的范畴之内。遗憾的是，凯尼恩所得出的结论仅是此于文学发展无益，“因为其所鼓励的创作是雕琢堆砌的慷慨陈词，而其对作品传播究竟有何助益也令人怀疑”。但是，正如法国书籍史大家罗杰·夏蒂埃所言，“一边是或隐或显的意图，要将作品介绍给尽量多的读者；另一边则是尝试，在迥异的境遇下展开的接受；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巨大的张力。”（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第152页）阅读史的研究空间之大，绝非仅仅是“作品风格”一语所能概括。如果凯尼恩能够进一步地探究读者趣味、“慷慨陈词”和作品接受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那么他的书籍史叙事实质上就具备了“新书籍史”的属性。但事实上，他裹足不前，并未往前迈出这关键一步。缘何如此？“物理客体”和“文本”之别似乎难以解释。联系凯尼恩对书籍形制、材料的重视，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分析集中于书籍内部；对其外部环境不过是有所兼及，且多介绍而少分析。传统目录学和版本学对书籍史的研究，也多在内部展开。如书籍的作者和注释问题，他们所关注的是甄别真伪和体例流变。新书籍史研究则将这些问题与社会思潮和历史语境加以联系，如夏蒂埃的《作者的角色》和格拉夫敦的《脚注趣史》。

    因此，新书籍史之“新”在于“分析重心由内至外”，将书籍置于市场流通、文化转型和社会交往的广大视野中加以理解；并以书籍为透镜，推求曾经文化世界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