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制作一部相对完善的学术编年？

    历经十余年的劳作，《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终于出版了！在看到样书的刹那，老实讲收获的喜悦瞬间涌上心头。这部二百万字的编年，可能会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在这部编年编纂之初，虽然尽量参考吸收了已有学术编年的成功经验，并较充分考虑了本部编年的特殊性，制定了较细密的体例与编纂方法，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仍不断进行调整和改进，有时甚至出现反复，增了又删，删了又增的情形，也所在多有。笔者深切地感觉到，当前学界对如何编纂一部完善的学术编年这一学术史方法论问题，探讨得很不充分，以致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无所遵循，是问题所在。鉴于此点，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面世之际，根据编纂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困惑和思考，笔者拟提出几个与编纂编年相关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向学界求教。

    一、史学编年编什么？

    以往的学术编年，为“学术”二字所囿，往往仅多着眼于学术论著，即使享有盛誉的杨翼骧先生所著《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和《南北朝史学编年》也是如此，坊间所见几种简略的二十世纪史学编年更是概莫能外。但在我们看来，要想立体、全面而透彻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必须将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才能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既能事无巨细地展示全景，又能产生让观者身临其境的气氛与感受。因此，我们在确定凡例时就对入编内容作了大幅度扩充。不仅百年间史学领域刊行的主要著作（包括译著）、文集、学术报告以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论文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界学术报刊的动向、重要史学主张和史学思想的提出、重要的史学论争与事件、史学理论的建构、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整理、重要的考古活动、史学社群的活动、中外史学的交流、历史教育等方面的资料也是我们要广泛搜罗的。更有甚者，我们在编撰过程中，还特别留意与史学有关的国内国际政治、思想、文化大事，比如，科举废除、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整风运动、文革等，这些对学术发展和走向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都被收入编年。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材料，才能够清晰显示一百年来史学演变的时代语境。对波及全局且对史学产生一定影响的一些学术思想事件，我们也都给予特别关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胡适批判运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90年代的国学热等重大事件皆收编在册。在我们看来，只有这样安排，才能够使读者在阅读编年时，不仅见到树木，见到森林，还能见到土壤，见到大范围的生态环境，从而缓解由单纯学术信息带来的隔膜。

    二、如何创新一种包容量巨大的编年体裁？

    20世纪是知识爆炸的世纪这句话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如果说数千年古代中国的史学论著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的话，那么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果绝对可以称得上如恒河沙数。要反映如此巨量的史迹，非创新一种包容量大且脉络清晰的体裁不为功。这是我们这部著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基于此，我们对传统的编年体作了创造性改进，在操作中以编年为主，同时吸收整合学案体和纪传体的优长之处，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学案、专题研究诸体冶为一炉，尝试创制一种新的体裁。这样就能融会各种史体，避其短而用其长，点、线、面皆有照拂，既能凸显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又能有所倾斜和侧重，使史学发展的轨迹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得到完美呈现。

    在探索本书体裁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如何对传统著述体裁进行现代转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的重要的学术史方法论问题。像编年这种传统史学体例，如何与当前的学术形态和学术规范相适应？在现代学术语境之下，如何继承完善这一体裁？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如何避免重大遗漏？

    作为一部编年，全面、完整是极其重要的，尤其不能有重大遗漏。这一点对古代学术编年可能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时间已经做出了检验，从后代回顾前代，什么是学术史意义上的大和小，已经比较明了。但对一部当代学术编年，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由于目前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导向，学界的偏好是重论文而轻著作，重专著而轻基础性编纂成果，遂导致各领域专项学术编年成果寥寥，基础性资料整理与编纂工作薄弱。就史学来说，各主要研究领域的专题性编年几乎没有，断代史研究编年、专门史研究编年、重要主题研究编年等，几乎都付诸阙如。这种状况就导致了综合性编年的编纂缺少依凭。在专题性编年缺失的情况下，本来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遗漏，就是每一个重要领域都邀请一位功力深厚的专家参与编纂。但是这个方法在目前情况下也难以施行。原因有三：一是编纂性质的成果在学术评价机制中被轻视，有造诣的专家各自又有很多研究计划，甘愿参加这种工作的专家恐怕不多。二是邀请多人编纂，肯定会出现评判尺度、语言风格难以协调统一的情况。学界的实践经验表明，论著，特别是像编年这种著作，成于众手往往不如一二人精心结撰质量更佳。三是除非是重大项目，一般情况下主持者（除非国家行为）往往也缺少广邀专家的能力。

    本编年在编纂的过程中，为减少遗漏我们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一是在编纂过程中，尽量按照学人、年代、领域、期刊等线索分头编纂条目；二是在修改过程中，严格按照研究领域与主题查漏补缺；三是在定稿过程中，邀请了12位主要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把关。即使是这样，遗漏仍会在所难免，这是我们最担忧和最感惶恐的一点。这方面问题，期盼读者有所指正，以待增订时弥补。

    四、如何估量所收论著的学术价值？

    在从事本部编年的工作时，我们有一个坚定的想法：编年不能变成没有裁断的起居注。学术编年不但要对有影响的论著加以介绍和展示，还要进行相应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如何进行？一般说来，应该把同行专家的评价与学者自评结合起来。

    本编年在编纂中，就曾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但就实践的情况来看，想做到这一点事实上非常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对学术论著的评价，他评的材料还比较容易得到，自评的材料则比较难觅；名家名著的他评材料比较容易得到，一般学者或不甚著名论著的材料则比较少见。名家名著的研究者多，且名家往往会在回忆性质的文章中对自己的研究有所评论，但一般学者或不甚著名论著一般则少有人关注，一般学者更鲜有对自己论著的有系统自评，即使有也难以刊行。特别是在世的中青年研究者的自评材料，几乎见不到。面对这一状况，笔者曾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广泛动员在世的研究者为编著者提供自评材料，以便编纂者作出更全面的裁断。但是这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设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实在是难以预测。而且即使自评他评均有，是否都能做到公正客观？也很难说。一般说来，自评的价值在于使读者把握著者的初衷和立意。而他评，本应是客观的学林评价，但在目前则多是捧场之作。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对所收学术论著进行学术史判断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尽力去做，判断失误、失准和失衡，恐怕也难以避免。

    五、如何处理期刊论文？

    专题论文是现代学术成果的核心载体，是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最重要的分野所在。因此，任何以近现代时段为对象的学术编年避不开对重要论文的收录。但由于期刊众多、论文分布面积太广、数量庞大，使得如何处理期刊论文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本编年编纂过程中，几度揣摩，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做法：1950年以前以期刊介绍为主，即以重要期刊为线索，挑出期刊中重要的论文予以介绍，把其他论文附在条目之下，1950年之后，以论文本身为主，即逐一介绍重要论文，不再提及同期刊载的其他论文。这其实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可能造成遗漏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该不该有详尽的注释？

    本编年在编纂之初，曾尝试对收录论著的评价来源进行注释，后因感觉不美观与繁琐而删去。但现在看来，对条目各方面内容的来源尽可能加注，特别是对名著内容介绍（期刊论文可省）、学术价值评价、版本信息及传播情况等也是有必要的。现在编年的条目，虽然引用原论著语句、相关评价语句等也都加了引号，有些内容也给出了相关的提示，但整体上还是看不出来源，尤其是不大容易分清哪些是同行专家们的评价，哪些是编纂者的判断。如果条目各主要内容都标注信息来源，不仅会使条目更加严谨，还能给阅读者，尤其是初入学林、知识信息积累不够的年青人提供更多的文献线索。大多数见过《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的学者都认为这部编年将会成为青年、特别是研究生的史学入门书籍。老实说，这个估量是编年编纂者们最初并没有预见到的。现在，每听一次这样的评论，笔者的遗憾之情就会加重一些。

    七、该不该尽可能反映已有研究成果？

    本编年的预设目标是客观公正的资料性工具书，故在编纂过程中，尽量选择采用比较权威的回顾、综述等成果中的相关评价，而对主观色彩较强或尚未形成定论的评价文字则予舍弃。但在对编年初稿修订的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当初的这个决定值得再检讨。因为对客观公正的追求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编年的信息量与可读性，也导致编年缺失了一项重要的价值——对相关论著研究的学术史回顾。笔者想象中的理想形式，是对重要论著、重大事件、重要机构等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分类进行罗列。比如梁启超的《新史学》，就可将近数十年来的已有重要研究，分为资料来源、内容分析、理论缺陷、对史学发展影响等几个方面，按成果刊行顺序进行排列。这样的话，不仅能更加突出重点，反映学界历年来关注焦点，也可收录更多论著，传递更多信息，为研究者、特别是青年人提供更多学术史回顾的帮助。当然，这个设想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对编纂者的精力、学识是个重大考验，可能会导致有些条目体量异常庞大，主观色彩较浓或摘用尚未形成定论的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议等。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的编纂已告一段落，其价值与不足有待学林评判和时间检验。就目前获得的反馈看，鼓励和赞赏的声音居多，但对编纂者而言，我们所留意的，当然主要不是赞扬，而是学界的批评意见，着眼点是如何改进不足，弥补遗憾。我们希望学林有志之士，能在理论上对像编年这类传统史学体例的现代转化有所探讨，以利于学术史研究与叙述的推进，从而制作出一部更精良、更准确真实呈现20世纪中国史学基本面貌的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