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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无疑是俄罗斯民族的“盐中之盐”，在他身上最深刻地呈现着“俄罗斯的良知”和“神圣的灵魂追求”。在契诃夫的一生中，有贯穿其一生的现实人生的三重超越：一是对苦难生活本身的超越；二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形而上思考的超越；三是对戏剧艺术的传统法则的超越。
今年是契诃夫逝世一百一十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契诃夫戏剧全集》。这部四卷本的全集共收入焦菊隐翻译的5个剧本：《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李健吾翻译的9个独幕剧，以及童道明翻译的《没有父亲的人》、《林妖》两个剧本。值得一提的是《没有父亲的人》这部剧本是契诃夫的处女作，全剧15万字，结构庞大，角色众多，写这部作品时契诃夫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中学生，剧本在契诃夫生前没有发表，直到他去世十九年后才被发现，后来西欧各国上演时以《普拉东诺夫》来命名。这部被忽视的剧本包含着契诃夫后来所有戏剧作品和戏剧人物的影子，可以说《没有父亲的人》包含着契诃夫后来所有戏剧的形式、内容和精神的密码。《林妖》这部戏剧因为1889年首演之后反响平平，一直鲜为人知，《万尼亚舅舅》就是在《林妖》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两个剧本主要情节、关键台词以及剧本结尾有诸多的相似。这两部剧本的翻译出版对研究契诃夫戏剧非常有价值。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写了当时一批处于时代前列的“新人”，人们把一个时代最为卓越的这些人称为“大地之盐”，把这卓越者中最为卓越的称为“盐中之盐”，契诃夫无疑是俄罗斯民族的“盐中之盐”，在他身上最深刻地呈现着“俄罗斯的良知”和“神圣的灵魂追求”。在契诃夫的一生中，有贯穿其一生的现实人生的三重超越：一是对苦难生活本身的超越；二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形而上思考的超越；三是对戏剧艺术的传统法则的超越。这三重超越构成了作为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契诃夫表层生活下更加波澜壮阔的“潜流”，也构成了解读契诃夫文学和艺术的“坐标”。
契诃夫是一个对人性持怀疑态度的温和的观察者，但也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在他身上，有着斯多葛学派式的道德观：“克己、荣誉和简朴”。克制和含蓄是契诃夫在写作上的突出特点，谦抑和自尊就
是他在做人上的宝贵品质，而他的美学趣味和艺术风格上质朴沉郁的风格，正是他的内在人格的自然彰显和映射。同其他俄罗斯作家比起来，契诃夫作为一个平民作家，他的精神和人格，经历了一个更加艰难的“精神升华”的过程。作为农奴的儿子，在苦难的童年中，契诃夫体验过种种的屈辱和伤害，但是，他的灵魂最终完全摆脱了世俗的伤害可能带给自己的精神扭曲，最终不仅使自己从农奴的外在桎梏中解放出来，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灵魂从奴隶的桎梏中完全解放出来，最终成为一个淳朴、善良、高贵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贵族”。和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一样，在他身上闪现出两个最突出的气质——仁爱和高贵。仁爱在作品中体现为对底层人物的同情和悲悯，高贵对应着作品的批判理性，展现着作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他的“贵族气质”表现在,无论处于多么悲惨的生存境地,作为社会的良知，他们都能始终面对真理、大地和人民，背对强权、丑恶和金钱。
契诃夫坚持神圣的灵魂追求，他坚信“人的道德精神世界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他在思想和创作上先后受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影响，从追随托尔斯泰到怀疑“托尔斯泰主义”，怀疑“上帝”的存在，游走于“有神”和“无神”的两极之间，又为缺乏“明确的世界观”而苦恼，但他始终坚持“一个真正的人”绝不能向“神圣的灵魂撒谎”。契诃夫的思想蜕变和精神追求暗合了整个西方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重大转向。从中世纪对于神学和基督的信仰，到怀疑上帝，再到“上帝死了”，西方社会的信仰根基彻底垮塌，人与先验断了根，人被剥夺关于家园的一切记忆，成为一个在宇宙间遥遥无期的流放者。人作为思维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格局，造成了西方社会一种总体性的精神困境。这一困境造成了现代性的内在分裂，造成了20世纪西方社会迅速蔓延的虚无感和荒诞感。契诃夫敏锐地体验到了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的“荒诞感”。在寻找现世救赎的道路上，他一方面意识到工业文明必将带来人性异化的问题，同时又不完全信服和接受托尔斯泰的宗教观念，以及极端禁欲主义的精神取向。在对人生的终极意义和绝对意义的思考过程中，在对一个本质上苦难的世界的意义的探索中，契诃夫最终领悟到绝对的意义和价值可以在超越现实的苦难世界过程中得以实现，人生意义的实现应该在人所生活着的世界本身。他说：“人应该或者是有信仰的，或者是在探索信仰的，否则他就是个空虚的人。上帝存在与上帝不存在之间有着广袤的空间，真诚的智者在其间艰难跋涉。”与宗教信仰相比，他最终选择人自身内在的一种力量，也就是精神的内明，来确定一种有意义的自由的人生。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认为契诃夫在哲学上的思考也是超越于那个时代的。
从宗教的信仰到追求现实世界的心灵的内明和自由，契诃夫的思想落实在他的人生态度和艺术风格上就是一种质朴沉郁的气质。他甚至不保留自己的手稿，这恰恰说明他朴素的人格从来也没有寄希望于不朽，他只追求和享有真实的生活，在真实和质朴的生活中发现和实现人生的终极意义和绝对意义。在他那里，终极意义和绝对意义不在彼岸，这给他的艺术和人生注入了一种不同于托尔斯泰的神圣性。这种意义的指向，令契诃夫的作品远离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灰色地带，他的作品有诗性的忧郁，有温柔的怜悯，有对于弱者的同情，有对一切生命的祝福感，更为重要的，无论叙述的是多么悲惨的生活场景,他总是坚守一种“肯定的指向”，总是充满一种将人向光明引领的精神力量。
契诃夫的戏剧从文学上直接哺育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这一表演体系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社会进步阶层对舞台艺术所提出的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生活真实、社会使命的要求。莫斯科艺术剧院在19世纪取得世界性成就和影响力的舞台艺术和艺术地位是由契诃夫的剧作艺术所奠定的。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继易卜生之后，契诃夫再一次深入地解释了现实主义，创造了一种真正贴近生活原貌、同时又富有内在诗意的新戏剧。契诃夫的戏剧同时也影响了西欧及现代的大批作家。20世纪大部分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摇摆于严肃与轻浮之间，契诃夫把握了这种微妙的平衡。他的人与社会的主题、抒情性与戏剧性结合的风格，对20世纪现实主义戏剧的形式及风格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的戏剧被称为“内在的现实主义”、“精神崇高和含义深刻的象征境地”、“比易卜生柔和，然而也更毒辣”。中国很多剧作家也受其语言、构思、风格的影响。如中国现代杰出戏剧家曹禺就将契诃夫视为自己“伟大的老师”。
契诃夫戏剧的意义首先在于改变了传统西方戏剧的“戏剧性”之定义和内涵，呈现了一种“内在的戏剧性”，完成了一场由外向内的深刻革命。契诃夫始终认为戏剧性不仅仅存在于那些惊人而罕见的激变中，更重要的是隐藏于那些无关紧要、习以为常的日常琐事中。目光敏锐的高尔基将他的戏剧概括为“日常琐事的悲剧”。契诃夫选择最普遍、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现象，表现了生活的平静及缺乏外部变化的实质性内容。在貌似平静的形式中包含了内在的精神风暴和深刻的内在冲突，创造了一种戏剧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潜流”。虽然剧中没有观众习以为常的强烈的外在冲突的展现，却能真正触及一个不可言说的真实世界的存在。在万尼亚舅舅这个人身上就表现为对自己以往生活的幻灭感及对生活的无能为力。万尼亚舅舅把自己二十五年的年华白白地浪费在一个卑劣粗鄙的人身上，感到绝望的万尼亚舅舅朝教授开了两枪，这一冲突并没有在舞台上表现；《海鸥》中特里勃列夫的自杀，契诃夫没有展现血淋淋的场面，他让多恩医生将枪声说成了“乙醚爆炸”，于是连母亲闻及儿子自杀的强烈反应也被淡淡地隐去；《三姐妹》的情节由一个三角关系发展成两个情敌决斗，最后图森巴赫被索列尼击毙，剧中关于残酷的决斗场面发生在很远的地方，娜塔莎试图撵走三姐妹也没有形成任何正面交锋。对契诃夫而言，悲剧的真正意味并不是生活中发生悲剧的那一个瞬间，而是生活本身的悲剧。
其次，契诃夫的“诗意现实主义”的戏剧形态呈现出平静而温和的气息，没有同情，没有谴责，没有控诉，没有浪漫的煽情手法，没有反面角色，没有英雄人物，也没有道德说教，有的只是对潜在的巨大的危机冷静而又深沉的描写。契诃夫以一个医生的客观和冷静审视了旧秩序崩溃、社会等级制度瓦解、新的社会制度娩出前的阵痛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凄惨景致，他的理性要他像为病人做诊断的医生那样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去捕捉和体现人类精神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深层体验。这种深层体验，是人面对自己心灵的鲜活的声音和回响，是人在精神困顿的境遇下，像在生活中一样控制自己的情感，面对现实并努力地生活下去。契诃夫在人类心灵的最深处探测到“最朴素而真实的体验”，在历史的至高点洞察苦难人生“永恒不变的喜剧”，在生命的终极体验中寻找“希望和美的神圣性”。
再次，契诃夫不再因袭传统的外部性格化的创作观念，而是力求塑造一种“心理化典型人物”。契诃夫对苦难世界和哲学思考的不断超越和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精神探索有着相互的照应。普拉东诺夫之“痛”、伊万诺夫之“溃”、特里勃列夫之“殇”、万尼亚舅舅之“恨”、三姐妹之“忧”，这些戏剧人物的精神世界是契诃夫对人生终极价值之的显影。《普拉东诺夫》这部作品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类似于“哈姆雷特之问”的形而上的问题，那就是“普拉东诺夫之痛”。倘若理解了普拉东诺夫的“痛”，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掌握了契诃夫剧作的精神密码。普拉东诺夫之“痛”在于“智慧的痛苦”和“清醒地沉沦”。生活对他意味着一个“狂欢的葬礼”，他的痛苦在于向理想迈出第一步时就已经清醒地看到了它的虚假和无意义，看到了它无望的结局。就像三姊妹一样,莫斯科就是她们在那个无聊小镇的一切精神寄托，是她们生活中的全部向往，然而一旦到了莫斯科，是否又会有另外一种失望。希望是达不到的，而达到的永远不是希望的，这就是生命的悖论和痛苦所在。契诃夫把这个“害怕生活”的普拉东诺夫放在我们面前，把那个名叫沃依尼采夫的俄罗斯庄园放在我们面前,同时又把它们拓展到了全世界。或许,我们就生活在那样的庄园,我们自己就是普拉东诺夫。普拉东诺夫的生命困惑在于：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在认识到人生的虚无和无意义之后，找不到自我救赎的道路，而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大多处于这样一种找不到自我救赎的孤独和痛苦之中。
此次上海译文出版社《契诃夫戏剧全集》的出版呈现出契诃夫戏剧译介的学术意义和当代意义。从学术意义而言，这次全集的出版填补了一个契诃夫戏剧文学传播学意义上的空白，有些剧本首次面对中国读者；从当代意义而言，契诃夫的戏剧所呈现出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危机和困惑在今天这个工具理性至上的世界日益突出，契诃夫之“思”和普拉东诺夫之“痛”都呈现出一种终极的生命意义的关怀。编辑在原有的李健吾先生的序言前还安排了童道明先生的导言，正是为了更好地阐释契诃夫的当代意义，引领当代读者和观众走进契诃夫的戏剧世界，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契诃夫戏剧文学之于当今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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