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的温润和清爽

    陈徒手（作家）

    今年在报社的工作脱离了“书评”这一块，顿时丢失很多读书的机遇和乐趣，陷于一般性编版事务之中。从专业角度来看，实际上失去写年终书评的资格，因为看书的眼光受到极大的局限，参照系不完整，无法从浩大的书海中去比对。

    一年工作之余，还是凭着自己的兴趣看了部分书稿，只能说说自己一点点读书的印象呢。首先提到的便是汉唐阳光公司今年出品的图书，它锐利的菱形出书模样依旧那么出彩。这么多年来出版界内外不少人认可汉唐品牌，推崇他们“做最有价值的思想和最有魅力的文字”的努力，演变成许多令人感概的传说在坊间流传。我个人钦佩尚红科和他的团队过人的挑剔眼光和超强的组稿能力，他们一闻见好书的线索就绝不轻易放过。经过这些年来艰苦的打拼，如果某一年份缺少汉唐图书，那么中国书业的构造就显得格外不完整不利索。

    11月深圳读书月初评出三十本好书，汉唐阳光竟然有四本书稿入围，比一般国营出版社还“惹眼”。遗憾的是，汉唐图书没有进入最后评出的十大好书之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这四本书，角度各一，手法迥异，可以视作本年度非虚构作品学术品质的典型标本。周家女婿、七旬老外周锡瑞所写的新著《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带有外国汉学家的探索劲头和几十年练就的学术眼力，利用亲戚的便利深入访谈，把周家的大小事例一一梳理，尤其是对近六十年来的动荡日子剖析甚深，感喟甚重。对亲近族人的探访，往往带有情绪化和片面性，有时还会惹来家族人士对同一问题的异议，特别是面对复杂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后遗症更是难以负责周全。周锡瑞克服和回避了这些难题，可以看出他在书中所施展的周旋能力，这也从另一角度反观出中国当代史的叙说微妙和表达困境。邵燕祥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是自传体作品，瞄准的是上世纪60年代前五年普通知识分子干部的生存状态，踉跄之中看出多少苦涩和煎熬，既有内心欲迎难合的惶恐，又有思想被侵袭被洗涤的惨烈，书中还以较多篇幅写到诸多基层工农干部的真实心态，让我们得以认识文革爆发前夕“火浆”运行的光谱图形。茅海建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研究》还是一如既往地展现艰辛的探究过程，让学术探知变得可感触可深思，照例为年轻一辈的学人树立了一个治学的标杆。《独裁者手册》则是一本有体悟的政治类读本，可以让人考虑世间问题的幅度更宽广一些。

    年底汉唐出了金冲及新著《一本书的历史》，披露了胡乔木、胡绳九十年代初期编写党史的密室谈话，总想从中看到一些秘闻和党史撰写之中的难度所在，我自己更愿意在字里行间体会那一代治史者的思维中到底存在多少的历史局限性和难言之隐。

    我个人偏爱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耳语者》，书中所揭露的斯大林时代的劣迹让人触目惊心，专制时代那些细微的暴行总是那么下作和猖獗，恶感就像水银泻地，弥漫得令人窒息。外国学者对过去不堪岁月的追索和描摹，既坚定又充实，让历史的陈述变得牢靠、不可逆转，相比较之下，我们这方面的努力就缺乏耐心、缺失手段。唯一可以称颂的是余戈《1944：腾冲之围》（三联书店），以前读日本的部分战史，感佩于他们的第一手素材和与细节较真的那股劲头，而我们写抗战史则容易疏于空洞、片面。老余写腾冲之战，完全写出中国人应有的历史气度，是可以给日本读者及军史作者真正打拼的硬朗著作。

    止庵的《惜别》是最为伤感的一本小册子，写出母子之间的倚靠、心心相印，令人垂泪不止。我们一向缺乏情感教育类的好作品，不是写成心灵鸡汤，就是无谓的套话，而止庵以真情相见，唤醒人人心中深藏不示的母子（女）爱。我自己私心以为，如果中学生能够在校外时间便中翻阅此书，有珍惜便有疼爱，对于他们成长期间的情感滋养是有莫大的益处。

    今年的人物传记作品留有印象的并不多，《王明年谱》是老学者的潜心之作，突破的界限较多。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是值得一读的新著，搜刮之全，剖析之细，基本体现了沈从文研究最新的水准，我几次听到沈从文儿子沈虎雏先生对此书的夸奖，沈虎雏先生对书稿一向挑剔，他能有好评足可见出书稿的质地之优。

    今年翻阅小说的速度很快，对文字、故事有所触动的地方并不多见，文学多流转于平淡和平庸之间。有两部作品印象颇深，一是宁肯《三个三重奏》，用诗性的词语呈现了时代关注的大主题，立意高远，尝试大胆。我对他笔下的文革形状描写格外在意，京城一群受难的青年人如何在逆风中磨砺奋起让人动容。二是徐则臣《耶路撒冷》，感性地描绘了当下人们的踌躇和挣扎的情形，故事框架搭建得精致，与读者的阅读期望最为接近。

    今年有一批学者、知识人的随笔集应该值得注意，虽为小册子，但作者们的学识与见识个个发力，以小见大，精辟透彻，读之有味。像李庆西《小故事》、陆灏《听水读钞》、俞晓群《可爱的文化人》、沈胜衣《闲花》、子聪《开卷闲话八编》及陈晓雄主编《买书记历》等，均是下半年陪伴我最多的有情读物，有的篇章反复默读，有的考证饶有兴致，有的史识让人一亮。我记得梁文道有一次访谈董桥，董桥谈到大陆文字写得好的，“真的没有几个”，因为很多人的文字“污染了”。他特意提到陆灏这样子算很好了，理由是“能够在六百、七百字的专栏里，安排成这样的一个叙述”。读陆灏、李庆西等先生的小书，常常想起董桥的这一番话，确实感动于他们的“敦厚”叙述，读后感的那种温润、清爽长留在心间而受益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