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及其他

    赵毅衡（四川大学教授）

    阴差阳错，因福得祸，回顾2014年，翻阅过的书不少，仔细地从头读到尾的书，竟然全都是书稿和校样。编者命令我汇报，回头看追悔莫及，战战兢兢，不敢落笔。只能写在此，让爱读书者引以为戒。

    我读的书稿中比较有趣的一本，是美国学者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Ryan)所作《故事的变身》（AvatarofStory，张新军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瑞安是所谓“后经典叙述学”中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十多年来一直注意电子游戏、多媒体叙述、互动小说、互动戏剧、电视真人秀等“新媒介”叙述体裁。她自称她的研究为“跨媒介叙述学”，是西方学者中最接近我研究的“广义叙述学”的一位。书题所谓“变身”，用的是梵文Avatar，电影译名“阿凡达”，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熟悉的“下凡”。天神一旦下凡，可以随意化成各种肉身身份。叙述研究一旦脱离小说，就更为接近叙述的本质，因为必须给各种变身体裁找到共同的存在方式。瑞安本人也很有趣，她因为喜欢爬山，住在崇山峻岭的科罗拉多，却是做“独立学者”，有时做软件设计师。作为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却不在科罗拉多大学教叙述学，最近才成为该大学的“驻校学者”（ScholarinResidence）。恐怕也是在这个赛博空间时代，才能允许一个学者生活如此洒脱。

    同样有趣的一本书，是芬兰学者埃罗·塔拉斯蒂(EeroTarasti)的《音乐符号》（SignsofMusic,陆正兰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12月版）。音乐学一向是一个奇异的学问，谜一样迷人，谜一样难解。关于音乐的讨论，不知不觉就会成为论玄，因为无法形诸文字。玄谈的学者，实际上是在推诿责任，因为我们不会接受没有意义的表现形式。这本书，副标题称为“音乐符号学指南”，的确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对付这个永恒之谜。符号学实际上就是意义学，集中地探讨意义的形式。因此，能有个方法分析音乐如何表达意义，也就能解决其他纠缠的艺术之谜。作者塔拉斯蒂是上一任国际符号学会会长，他显然认为芬兰与北欧理该成为音乐之乡，但是这本书也证明了北欧与波罗的海各国学界对符号学几乎一个世纪的热衷，不是没有原因。

    中国学者胡易容，把另一种困难的媒介做了一个彻底的分析。《图像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一书，层层剖开了我们称为图像的直观对象，指出其中有许多层次。“圣人设卦以观象”是要给无形之象提供“形象化”观相；佛学中所谓诸法之相状，是如来应化之身的说法；而基督教曾对具体的“形象”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摩西十诫中有“不可为自己雕刻形象（image）”，不过基督道成肉身，已经作为神的显像出现。现代生活中，形象成了大问题；现代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产品本身的重要性，成为赢得市场的关键要素。要把这些媒介各异的“象”说清楚，不是一件容易事，胡易容此书，把符号学的解释能力推进到极为细腻之处。

    谈到形象，当代最令人纠结的形象莫过于商品。商品价格相差之大，完全取决于它们的文化形象，物质的形象几乎不算数，而且这个形象又直接决定了使用商品者的社会形象。商品的变身，来自广告的魔术，饶广祥的《广告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一书，给号称“只有技术，无关学理”的广告学提供了可以贯通技术操作的学理。要提升中国品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落后的品牌建设扼住了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喉咙，成为大国崛起的瓶颈。讨论品牌构建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这本书让人觉得有趣，因为举出了大量电视广告的例子：广告是必须要有艺术性的，品牌是设计艺术的产物，而这一切，并非玄妙不可言说。

    而当我们自得于符号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时，我们往往忘记了符号学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对意义问题的执着：人为什么必须生活在意义追求中？人又如何用符号把面对的世界变成了意义世界？今年是符号学奠基者皮尔斯100周年忌辰，皮尔斯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赵星植整理并翻译的《皮尔斯论符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作为对皮尔斯的祭献，奉献给中国读书界。对于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符号学运动，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对于去世一百年的皮尔斯本人，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纪念。

    我们焦急地等待这本书，最主要的是：中国符号学运动在索绪尔-巴尔特的影子中，已经徘徊了几十年，早就应该走出来，却始终没有一本路线指南。哪怕已经有不少中国学者在推介皮尔斯，始终就没有他的符号学著作全译文。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多才的学者”，遗下1650份稿件，都是信件、笔记、草稿。确定皮尔斯文本的困难，至今无对付良策：哪怕哈佛大学在1931-1958已经编出《皮尔斯全集》8大卷，哪怕专门的“皮尔斯研究”机构遍布全球，学界面对皮尔斯留下的学术遗产之散乱，依然扼腕而叹。

    中国迄今为止的皮尔斯原作，只见于涂纪亮编译的《皮尔斯文选》。其中被称为“指号学”的章节仅三小节，共30页，占全书篇幅12分之一。大部分中国学者至今引述皮尔斯，都是转引的转引，各书各引各译，难免以讹传讹。如果中国的符号学学子至今未能进入皮尔斯理论堂奥，皮尔斯本人是不是应该负责呢？如果他生前寂寞，无压力作循序渐进的系统论述，他身后发展起来的符号学如何落到基础上，我们是否都应当负一部分责任？所以，今天我面对赵星植的译本，心里由衷地兴奋：我们欠皮尔斯的，今天有机会偿还于万一；我们从皮尔斯所得，今后会日益精密。中国学界整理翻译皮尔斯著作是必须走的一步。我们等待已久，今天终于可以起身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