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最后 600天

    毛泽东很关心周恩来的健康。他看到了周恩来病情越来越重的报告，这使他很担忧，不仅派工作人员到医院看望，还派人送来了一个特制的沙发。

    1975年2月，四届人大开过后，医疗组如释重负，开始为周总理再次准备“开膛破肚”的大手术。手术定在3月26日进行。

    3月20日凌晨，周恩来在病房中强撑病体，写出一份长达700字的报告，向住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了几年来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

    主席：

    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经镜照电烧后，一个半月内仅尿血就九个C.C.多；今年二月四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一个半月内，亦仅尿血十个C.C.多，如待满三个月再进行镜照检查，当在五月初或四月底。

    今年开会后（注：指四届人大），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经此癌肿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转报主席，我绝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问主席好！

    周恩来一九七五年·三·二十

    周恩来信中提到的“40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指的是1935年7月28日，周恩来随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松潘毛儿盖，进入草地后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

    这时，周恩来突然发起高烧，几天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当时毛泽东赶紧让邓颖超从休养连来到总部帮助照顾周恩来，并指示医生全力抢救治疗。

    经医生检查，确诊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这种病死亡率极高，只有个别患者在化脓部位与肠接触的地方穿孔，脓液经肠子排出体外才有可能得以生存。

    因为没有条件做穿刺手术，只能让周恩来服用药物外，又采用了古老的“冰敷”疗法，将冰袋放在周恩来的疼痛部位，希望此法能挽救他的生命。经过六七个小时的焦急等待，周恩来终于慢慢地清醒并排出了许多脓液。他终于成为脓液经肠道排出体外的幸存者。

    事隔40年，周恩来又重提旧疾，为的是说明病因。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癌症很大程度都是因为操劳过度，压力过大与生活不规律所致。可是周恩来患病以后从不流露这种情绪，而是用平常心接受了这一残酷现实。

    此时毛泽东正在浙江杭州的西湖边养病，因患老年白内障，几近失明，全凭耳朵感知外界，掌握情况。文件信件全靠工作人员读给他听。这对一个明察秋毫、过眼不忘的伟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

    他听完周恩来的来信，非常伤感，躺在床上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自从周恩来患病以来，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不能看东西后，当工作人员给他读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有的地方要让工作人员反复念几遍。特别是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施行几次手术的细节情况，他听得格外认真、细致，而且都能记住。

    3月26日这一天是周恩来实行结肠肿瘤治疗手术的日子。一早，他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与手术有关的事情，而是与秘书一起清理住院以来未批的“文革”积案，对一

    些亟待办理的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其中包括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写信的原件，提出“均暂保存”。

    ——将杨勇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叶剑英处，并告：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来看，严了一些。

    ——将迟群关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检讨退纪登奎，并让秘书写便条转纪登奎：迟的检讨空洞无物。

    ……

    直到中午。文件才一一处理妥当，周恩来觉得十分疲倦，但他可以松下一口气了。

    秘书离开时，有些忐忑不安，望着总理说：总理，祝愿此次手术顺利。祝愿总理尽快康复！

    周恩来笑笑，脸上的表情一看就是对此并不乐观，摇头回答：不一定啊，有两种可能……

    秘书跟随他多年，知道总理不干完这些事情是不会安心躺在手术台上的。他望望自己手里一摞必须处理的文件，明白总理也是怕自己进手术室“万一”了，不想留下未竟的事情而遗憾。

    3月26日下午，周恩来承受了住院后的第三次大手术，手术切除了结肠肿瘤。经病理检查，肿瘤是恶性的。最要命的，也是最不好的征兆，这个肿瘤并不是膀胱癌细胞转移所致，而是一个新生癌病灶。说明周恩来的身体里又增加了新的“敌人”。这样一来，病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奇迹再无可能发生！

    手术完毕后，周恩来还在手术台上，医生们正在为他的伤口进行包扎时，发现他缓缓睁开了眼，目光中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医生以为他很痛，要呻吟，但仔细一听，听到的是：叫李冰同志来……

    李冰时任中国肿瘤医院的院长，周恩来手术时她也在现场，手术结束才离开。护士赶紧将还没有走远的李冰叫住。李冰以为总理有什么情况，很是紧张，一路小跑，几乎是冲进了手术室。

    李冰轻轻俯身贴近周恩来，问他有什么不舒服？

    周恩来的声音很小，但他说出来的话，出乎全场人的意料！

    “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李冰先是一愣，但她马上明白了总理的意思，回答说：“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

    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脸上已经沁出了汗。

    李冰赶紧点头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李冰用力抿紧嘴唇，防止泪水

    流出来。但她一退出手术室，泪水就不听话地流了下来……她无法言表此时此刻自己悲伤与感动交织的复杂情绪。她救治过无数的癌症病人，却从没有遇到像周恩来这样如此忘我的病人。他身处绝境却不关注自己的安危，从死神手里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惦记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情况。

    李冰由此感知，人的伟大有时不在高处显现，而是在生死危难中凸显。周恩来不希望这个世界再有人像他一样身患绝症，遭受病痛折磨。他下地狱是为了避免更多的人下地狱。这就是今天的人们无法忘怀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这时，周恩来收到了毛泽东送来的一张大沙发。

    这张沙发是特制的，和以前俄式的高大沙发相比，坐起来要舒服很多，坐垫是用乳白色的海绵做的，下面钻了很多蜂窝形的小孔，也比原来的弹簧软多了。

    原来毛泽东经常在过硬的沙发上一坐就是半天，居然长了褥疮。身边工作人员决定给他做一个软一些的沙发。后来警卫局副局长出面到木器加工厂搞了一个样品。沙发拿回来让毛泽东试了一试。他一坐，很是满意。这时他想到了同样患病的周恩来。

    毛泽东马上告诉身边人员：“总理现在生病，也给总理送一个去。”

    周恩来手术后能下床活动了，他也很喜欢坐在这张舒适的沙发上看文件看报纸。

    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路走来，一同走进了晚年，又同时身患重病，深陷困境，但两人惺惺相惜，彼此多了一份牵挂。

    这两张特制的沙发陪伴着两位老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周恩来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周恩来把心底压抑的郁闷情绪发泄了出来……

    以忍为阍

    前面说过，周恩来对于自己所受的病痛从没有抱怨过。但这次手术后，他的情绪有些变化。据曾在他身边工作的警卫员乔金旺回忆：1975年3月周恩来手术后，他去医院探望。周恩来从乔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他的声调低沉而幽怨。

    是啊，“文革”以来，周恩来自始至终都在苦撑危局。

    从“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所有的组织工作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操办的。

    他成了最忙碌最辛苦最费口舌的领导人，不仅身体严重透支达到了极限，精神重压也到了不堪承受的程度。此时的他已年过七旬，搁在寻常百姓家，正是颐养天年，儿孙绕膝，福享天伦的年纪，而老年的周恩来却在不断地操劳，不断地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与精力。

    张佐良，作为周总理最后一任保健大夫，他的感受极为真切。他是这样回忆的：

    我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10年，1965年至1976年。这十年间周总理高兴的事情不多，只有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两岸关系有所进展，还能算是让他高兴的事情。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充当着消防队员、救火队员的角色。他保的人很多。我见到的第一位是贺龙同志，1966年接见红卫兵，我在城楼上值班，有人在贺老总耳边说了几句话，贺老总脸色马上变了，接着就昏倒了，在那里抢救一下就送走了。过了一个多月，他出现在总理家，当时是极为保密的，大姐一再交代：“什么时候出去，对外绝对不能讲。”两周以后，贺老总走了。

    第二位是陈老总，总理为了保陈毅，两次心绞痛发作：一次是从印尼回来的×××闹得非常凶，他们要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总理做他们的工作，不仅做不通，而且顶撞总理，总理站起来指责他们时，当场心绞痛发作，那是在国务院小礼堂。

    第二次是在大会堂，1967年8月，事先谈好，对陈老总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等到进去一看，他们把标语贴在门后，在外面看不见，总理非常生气，造反派冲进来要揪斗陈老总，总理早有安排，让卫士用另外的车送走陈老总。后来开万人大会，两派联合起来开，说好不许喊口号，不许贴标语，但当总理在主席台上刚刚坐好，大标语就从三楼垂下来：打倒陈毅。坐在会场里的人打着横幅。总理非常生气，说：“说好了，你们还来这一套。”他当时按着心口，心绞痛犯了，站起来责问造反派头子，他们无言以对。这时下面的人冲上来，揪住陈老总的衣服领子，要做喷气式。这次会之前，总理跟陈老总讲过，让他忍着，发生这种情况谁也没有预料到。事先安排好的解放军、警卫员就上来保护陈老总。有人打了陈老总一个耳光，把眼镜打掉了。总理站起来宣布散会，我们赶紧上去抢救总理。解放军战士保护着陈老总。总理基本上是陪陈老总挨斗。1966年8月18日，当时实际上已给刘少奇定性。1967年初，在街上贴出了所谓的《百丑图》，总理很生气，说这是侮辱人格嘛！怎么可以这样搞！但他所处的位置不能拂袖而起。总理让我去看少奇同志。当时是让周围的人和他划清界限，门口根本没有人，我进去了。我说：“我是西花厅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总理让我来看你。”他让我坐，也没有什么话说。当时让谁去都不合适，只有让我这个医生去，总理确实是关心他。

    1982年，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见我就抱住我，说：“张大夫，我一见到你就想起了总理，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两人早就完了，活不到现在。”总理逝世后，他们在监狱里保存着一张有总理遗像和悼词的报纸，没让收回去。是总理指示让他们回北京治病，让子女去探视的。

    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66年8月到12月的三个月中，周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40次以上（不包括小型汇报和个别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230次之多。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1100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等细微琐事都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当工作人员劝他适当注意休息时，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都要管呵！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

    国际友人都说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就连唯恐天下不乱，不断“放火”的江青一伙也揶揄周恩来为“救火队长”。

    陈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对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所起作用的高度评价。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的，周恩来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周恩来对自己的警卫员把心底压抑的郁闷情绪发泄了出来……

    乔金旺眼圈红了，但他忍着眼泪，喉咙哽咽地叫一声：“总理……”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说什么话才能宽慰总理。

    可是周恩来却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了。”

    （本文摘自《周恩来的最后600天》，顾保孜／著、杜修贤／摄，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