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批评土耳其弥漫“恐惧”气氛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 土耳其大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公开批评本国社会目前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气氛。

    “最糟糕的是出现了一种恐惧。我发现所有人都害怕；这是不正常的，”62岁的帕慕克在土国《自由报》12月7日刊出的专访中说，“言论自由已经跌落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帕慕克不赞同政府对媒体施压并骚扰不合己意的新闻工作者：“很多朋友告诉我某某记者或某某记者丢了工作。现在就连那些与政府关系非常密切的记者们也在受到骚扰。”

    勃孜吉的爱情

    帕慕克的新作《脑袋里的怪东西》（KafamdaBirTuhaflik）数次跳票之后，昨天（12月9日）终于在土耳其上市。这是他继2008年的《纯真博物馆》之后，六年来出版的首部小说。

    “这个故事写的是卖勃孜和酸奶的街头小贩梅夫吕特的人生和梦想。”小说开篇写道。

    早在2012年5月，读书报已根据获得的一份故事梗概，刊出了对小说内容的介绍，当时译名《心生异象》。现依土国大出版商YKY的简述和小贩头顶冒泡的封面设计，叫它《脑袋里的怪东西》似乎更合适一些。

    土文版此著厚480页，标称为一部“爱情故事和现代史诗”，仍然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情节主线是一个勃孜吉的市井生活与情感历程。

    勃孜（boza）乃传统饮品，酿自米或麦，口感酸甜，较稠，酒精量在一度上下，广泛传说它有丰胸和催发乳汁的奇效，为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留下的旧物，今日常见于巴尔干诸国，亦传入中亚和我国新疆。

    入夜之后，名唤“勃孜吉”的小贩穿行于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梅夫吕特即其中之一。

    他的故事跨越了四十三年的时间，始于1969年，止于2012年，因所做的多种工作而见证了伊斯坦布尔城市风貌与人民生活的变迁。他觉得自己脑袋里有个奇怪的东西，让他与所有别

    的人都不一样。

    四十三年土国风貌

    由于急着还债，盖房，给不中用的儿子娶媳妇，还要拿钱哄情妇，所以梅夫吕特光在晚上出门卖勃孜已经不灵，必须弄份日工来做。他找到了机灵的老友费尔哈特，三十年前两人曾一起在小饭馆里跑堂。供电业刚刚完成了私有化，费尔哈特被雇做抄表工，他介绍梅夫吕特入行，跟着他收电费，同时侦察谁家偷电。老哥俩穿街入巷，挨家挨户，造访中产阶级的美宅，穷苦百姓的陋屋，以工作便利，探得城中无数隐私，又忙不迭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巡查下等饭馆与路边小店，有时道貌岸然地罚款，有时高高兴兴地受贿。

    新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梅夫吕特被群狗乱咬，住进了医院。收电费时他挨了揍，卖勃孜时又遭流氓打劫。为寻求保护，他参加了一个宗教团体，却不得不离开。

    丰胸催乳的传统卖点，远不如提神醒脑那样当场见效。于是他在勃孜桶内加入少量毒品，使顾客欲罢不能。喝完加药的勃孜，人也进入似幻似真的状态。通过梅夫吕特的双眼，一个时而鲜明透亮，时而迷离出窍，充满了狂野想象的伊斯坦布尔亦将得以展现。

    土文版封面上，肩挑担子、一头勃孜、一头酸奶的瘦弱小贩站在街心，看着对面楼门口或蹲或坐的三条汉子。地面，外墙，大门，到处有被箭扎穿的心脏图案和词语浮现：勃孜、酸奶、梅夫吕特、费尔哈特……

    书中尽力描摹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文化，同时也写到了从安纳托利亚腹地进城谋生的无产阶级新移民，述及贫民窟的日常生活，举凡农民工、泥瓦匠、做小买卖的、修鞋的、跑堂的、洗盘子的、游贩、烂仔们的底层文化，以及各种宗教和政治组织卷入的权力争斗，1980年9月12日的军事政变亦在其中。

    帕慕克不爱写枯燥的小说，《脑袋里的怪东西》料也好看。

    为受压迫妇女发声

    在接受《自由报》的采访时，帕慕克说，《脑袋里的怪东西》事实上“触及了土耳其妇女所受的压迫……如果我们要从旁观者的角度批评土耳其的话，那就该说到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

    他同时对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总统不久前关于男女天生不可能平等的保守言论作了不点名的指责。

    “我们的政治家总是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好像就是要挑起战斗似的。”帕先生说。

    埃尔多安担任实权总理十一年后，今年8月当选总统，随即通过修宪继续掌握实权。他的权力基础来自同情伊斯兰主义的保守势力，外界长期批评其政府正在侵蚀现代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治传统，并采取多种手段限制妇女的自由。

    帕慕克1952年生于伊斯坦布尔，以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雪》和随笔集《伊斯坦布尔》闻名，作品已有六十二种语言的译本，全球销量逾一千一百万册。

    他在2008年访问了中国。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已经购入了《脑袋里的怪东西》中文版权。该公司也是帕慕克所有中译图书的出版商。

    读书报几天前获知，该书汉译工作将在近期开始，中文版有望在2015年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