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谢泳先生商榷

    我是王瑶同志的遗孀，最近从网络上读了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先生今年6月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王瑶文集〉出版旧事一则》，里面写了山西北岳出版社出版《王瑶文集》的经过，特别详细写了董大中先生在山西晋中筹措出版经费的情况。读过以后，觉得除了感谢董大中先生之外，其他方面，有些和出版《王瑶文集》的实际情况有出入。因为我是当事人，愿意把我经历的事情说出来，供关心此事的读者参考。

    现在，我先抄录谢泳先生文章的一部分内容如下：

    “董先生编好《王瑶文集》后，出版则成了问题。当时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赔钱出版，在此情况下，董先生不但编了王先生的文集，还有为文集的出版筹措资金，董先生所为何来？他想表达对难中知识分子处境的关怀，他没有张扬，但他在默默中行事，在努力前行。

    当时孙庚午先生在山西晋中当专员，他是董先生的朋友。晋中当时还是行署，驻地在榆次，王瑶先生的家乡平遥正在晋中署下。记得有一天，董先生突然和我说，你和我去一趟榆次，我才知道是为《王瑶文集》筹措出版资金。我们在晋中行署受到孙专员的接待，此后我才知道什么是权力。我印象中，谈到《王瑶文集》出版资金时，孙专员马上拿起电话给平遥县委书记要他们解决，当时已是下午五六点时分，孙专员对董先生说，我现在就派车送你到平遥去，具体你和他们讲，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司机就到了门前，这个记忆对我特别强烈。当时榆次到平遥远非今天这么怎简单，说去就去，大概只有这个级别以上的人才能做到。那时普通中国人家没有电话，更不要说车了。因为家在榆次，董先生没有要我一起去，他独自一人前往。后来的事情好象不是特别顺利，预期的出版资金可能也没有全部兑现，但肯定是资助了一部分，不然《王瑶文集》不会在那时出版。”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王瑶文集》的编辑工作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从已经出版的《王瑶文集》里可以看到所有编辑者的名单，他们是：

    孙玉石、严家炎、杨犁、孙庚午、刘高明、樊骏、乐黛云、王得后、张仁健、董大中、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陈平原、王超冰、解正德。

    孙玉石同志任组长。

    具体参加了编辑工作的同志，《王瑶文集》里也有说明。

    在编辑过程中，我做了一些提供资料和校对的工作。

    我是北京十九中学的退休教师，当时曾经请一位同事帮忙拍摄有关的一些照片，这位同事的姓名是许启复，我只送了他一个胶卷作为报答。这是我一直感到愧疚的。

    下面说一说当时我自己在北京方面的经历。

    王瑶在1989年12月13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1990年，他的学生们以最快的速度筹集出版了《王瑶先生纪念集》。这一年，《王瑶文集》的出版工作也正在准备中。

    谢泳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写道：“王瑶是在人生心绪最灰暗时突然辞世的，”其实，这样的心绪在王瑶的家属当中也同样是“最灰暗”的。王瑶同志还有前妻，所以他去世以后，家里人共同协商写了一份“王瑶遗产继承协议书”，那时最方便解决问题的就是动产人民币，所以到了《王瑶文集》需要支付出版经费的时候就发生了困难。

    1990年春，据说当时的出版工作大都处在低谷时期,筹措经费十分困难。为了筹措出版经费，我曾经给山西省文联的负责人马烽同志写信求援，后来和董大中先生有了联系。

    下面是我给董大中先生的信件的部分内容：

    在北京方面我和王瑶的学生们研究初步成立了一个《王瑶文集》编辑组，编辑组的负责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孙玉石教授。就这样开始商讨出初步的行动计划。联系出版社的工作先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吴福辉和鲁迅博物馆的王得后两位同志亲自去山西，在太原和董大中先生及北岳出版社的负责人张仁健先生取得联系，初步拟定了出版计划，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里议定出版经费一共陆万元人民币，山西方面承担四万元人民币；北京方面承担两万元。随后，我和山西北岳出版社签订了一个为期五年的出版合同；1994年，我挪用了两个女儿暂时存放在我手里的存款，把北京方面承担的两万元出版经费给了《王瑶文集》的责任编辑解正德同志（现留有他给我的一个收据）。

    计划中的六万元出版经费都给了出版社，《文集》还是出不来。于是我写信给《人民日报社》的朋友林晰求助，据说当时曾经得到李庄同志的关心；另一位给予关心和帮助的人就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昆明私立五华中学的校长李希泌，他是全国政协委员；由他沟通了山西省政协委员宋绍华先生，把《王瑶文集》不能如期出版的问题作为提案在全国政协会上提出来，要求北岳出版社给予答复。

    山西北岳出版社在1995年6月给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宋绍华先生写了一份《关于〈王瑶文集〉未能如期出版的报告》。到12月，《文集》就出版了。出版社依照“备忘录”预定的一万五千元稿费支付给我。扣除税费及购买《文集》（准备赠送王瑶的亲朋好友），已经所剩无几了。

    “王瑶遗产继承协议书”里面规定“王瑶稿费算遗产”。因此，我算是负债过日子。到了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再一次出版《王瑶全集》，得稿费壹拾萬圆人民币，恰逢北京市实行房改政策，北京大学要求我迁出镜春园住所，允许我购买一套燕北园的公寓住宅。

    我又挪用了稿费五万元购买福利房。2000年9月，我移居英国曼城，和儿子一家同住。由于我的退休金不能以英镑支付，所以我必须每年回国一趟领取退休金若干人民币，到英国再请儿子帮我兑换成英镑使用。一次往返的飞机票钱就要花掉我两个月的退休金，因此2005年我申请英国的老人救济金，得到英国政府批准领取半额救济金的待遇。也就是在这一年，我才能够实实在在地清偿了债务，处理好“王瑶稿费”的遗产分割问题，同时也才有能力给“王瑶学术基金会”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为此，我也对英国政府的救济怀有一份感激的心情。

    今年五月，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一个“王瑶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活动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作为王瑶的遗属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

    我也感谢谢泳先生写了这篇文章，让我有了一个表述自己心意的机会。

    2014年11月13日星期四写于曼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