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雅集·第七辑

    在马克思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所谓“卡尔·马克思问题”——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的，即早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何时转变为晚期“科学的马克思”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韩立新的新著《〈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即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在书中，韩立新对上述问题给出了颇异于以往通行看法的新结论，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亦新见迭出，胜义纷呈。在中华读书报和清华大学合办的“清风雅集”第七次书评会上，专家学者高度评价韩立新教授的工作，并在讨论中涉及如下一些重要话题：马克思思想的本质是“实践”还是“社会关系”？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达到了何种程度？1978年以后中国是否出现了“市民社会”？等等。在此，我们刊发吴晓明、侯才两位学者的文章，以飨广大读者。

    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人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真正钥匙。我们不可能把市民社会或原子式的个人先验地强加给中国人，除非所谓血缘的、半血缘的，伦理的、半伦理的，宗法的、半宗法的关系能够彻底解体，否则的话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市民社会。所以立新教授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这样一个说法，我不太能够赞同。如果说我们在1978年已经构成了这样的市民社会，那么换句话说，1978年中国人终于开始走上西方的道路，我认为事情完全不是那样的。

    ——吴晓明（第9版）

    作者所建构的“解释模型”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前提是将马克思在《手稿》中首次获得系统表述的劳动概念理解和判定为“孤立个人的主客关系结构”，而将社会交往关系排除这一结构之外，并进而将“异化劳动”归属于费尔巴哈的异化论框架和历史唯心主义。作者的这一理解实际上是直接源自广松涉等日本学者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诠释。在客观上，则与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观的理解相一致（参见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对此，笔者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以为这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误读。

    ——侯 才（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