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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异彩纷呈的古典学术。典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目录则是学术之海的一盏灯塔，指引我们在瀚如烟海的典籍中别择去取，探寻正确的研究路向。如果想要了解一个时期的研究风气，甚而是一个朝代的学术状况，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某一时期的作品汇集起来，进行整体的考察。史志目录正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想要考求周秦学术的渊源、古昔典籍的纲纪，离开《汉书·艺文志》是不行的；想要考求唐以前的学术思想、文化典籍的概况，离开《隋书·经籍志》也是不行的。所以，史志目录是研究中国学术的一把钥匙。史志目录或兼载本朝与前代的著作，如汉、隋二《志》；或只记本朝的著作，如《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其著篇卷，撮旨要，叙源流，明得失，皆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
检寻正史，艺文、经籍志共有七家，其间或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或有未尽如人意的地方。而其它诸史，艺文一项，俱付阙如。有清一代，学者如潮，致力于史志目录考补之作蔚为大观。由是一些学者绍续王伯厚《汉志考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经典目录学著作反复研求，抽绎大例，发挥幽旨。由是补后汉、三国艺文志，补宋、齐、梁、陈艺文志，补辽、金、元艺文志，一批作品相继问世。风气所及，以致今日。
由于史志目录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为了方便学术研究，也为了更好地考查传统学术，故把附于各部正史的艺文、经籍志，把处于分散状态的艺文考补之作汇集一编，也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必然。自清代以来，就有人从事此项工作。较为熟知的如姚振宗撰《快阁师石山房丛书》、日本学者编的《八史经籍志》、杨家骆编的《历代经籍志》、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十七史艺文经籍志》，以及近几年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的《历代史志书目丛刊》。而由王承略、刘心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以下简称《萃编》），时历八载，方始杀青。《萃编》代表了当前汇编与整理史志目录的最高成就，在诸多方面都有超越前人之处。具体来说，大致有四：
一是《萃编》收书比较全面。《萃编》汇集了正史中的七部艺文、经籍志以及后人对这些书的考释之作，康、雍以后的补撰之作，还有宋代国史艺文志的辑本及明、清两代的国史艺文、经籍志等等，大致根据时代和篇幅分为27卷31册，收书下限至1949年，共计84部。其于研究《汉书·艺文志》之作收有15家，补后汉艺文志6家，补三国艺文志3家，补晋书艺文志5家，补考《隋书·经籍志》7家，补辽、金、元艺文志15家等等，数量之多，收集之全，实属空前。如此，从《汉书·艺文志》到《清史稿·艺文志》的各种史志目录，尽汇一编，的确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学术史。“成为考察文化思想渊源与流变、古代典籍类别与存亡的最重要的依据，成为原生态学术史、典籍史的直接呈现，成为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大宗参考资料”（《萃编》前言）。通过《后记》，可知王承略先生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措意于史志目录的研究与汇集工作。自2005年古委会为《萃编》正式立项以后，王承略、刘心明两位先生便开始了漫长的访书之旅。那时候，收书颇为丰富的《历代史志书目丛刊》还未出版。为了能够尽量全的收集到各种资料，他们北上南下，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方都留下他们辛勤访书的身影。王承略先生甚至在台湾访学期间，亦时时不忘，处处搜寻那些不知匿藏何处的珍稀典籍。整个过程，既有乍获明珠的喜悦，也有一无所得的失落。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萃编》收书之全，实是辛勤搜访的结果。
二是《萃编》编排合理，体例完善。《萃编》整体上依时代先后，把同类书顺次编排。这样就直观地反映出历代史志目录的研究成果。从《萃编》中，我们很清晰看到《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的重要，各家考证、注释工作不下数十种。而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是其中的大宗。而借由此书，某种书目前后研究的概况、某一朝史志目录的补撰成绩，学者们百舸争流、继长增高的繁兴景象都得以清晰地反映。如侯康作了《补三国艺文志》，而陶宪曾又在侯作基础上，拾遗补缺，作了《侯康补三国艺文志补》。姚振宗指出侯书有收书不全、草创未就的遗憾，其《三国艺文志》于收书、体例等方面别开生面，既与侯作并存不悖，又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侯作。
三是《萃编》勘校精良。《萃编》不仅收书全面，且在整理上采取了标点校勘的方式。以前的大型汇集目录学著作如《八史经籍志》、《二十五史补编》、《历代史志目录丛刊》等，采用的是影印或排印的整理方式。影印能够尽可能的保留原书的样子，且出版相对方便。但考虑到史志目录既是常用的工具书，又是很多学者经常研读的典籍，所以，把这些史志目录予以标点整理，无疑能更大程度上发挥它的作用。进行标点整理，首先要选择好的版本作底本。《萃编》用于整理的本子中，既有刊刻精良的印本，也不乏抄本、稿本。如陈朝爵的《汉书艺文志集说》六卷与《汉书艺文志约说》七卷，李正奋的《补魏书艺文志》抄本与稿本两种，郑文焯《金史补艺文志》北大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两种等等，《萃编》最早所采用的底本都是前者，后来又陆续访求到这些书目印本中的定本，稿本中的定稿，便先后抽换了底本，把这些难得的版本呈现给读者。其次，《萃编》编委会成员都是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具备古籍整理的基本能力。特别是主编王承略、刘心明先生，他们早期既参与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编撰工作，于史志目录研究多有心得；在《萃编》整理之前及其过程中，又先后参与并完成了《两汉全书》、《高亨著作集林》、《儒藏精华编经部诗类》等大型古籍整理项目，更积累了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同时又得到前辈学者王绍曾、董治安两先生的悉心指导。由发凡起例，确定整理细则；到标点校勘，处理初稿清样。整部丛书有多种可供操作的整理方法，有一套成熟的校审流程，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学术质量。
四是《萃编》学术价值重大。首先，《萃编》将一些前人较少关注的考补史志目录善本整理出来，为我们对这些书目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如孙德谦是民国时期目录学名家，所著《金史艺文略》稿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也曾收藏佚名《金史艺文略》稿本，经整理者考证，亦为孙氏手稿。且国图稿本乃初稿本，上图稿本为后出定本。国图稿本内容完整而过于简略，上图稿本内容丰富但集部脱佚殆尽，将二本参证互补，可窥书目全貌。孙氏此作于金朝补志中最为晚出，征引详备，体例完善，考证精湛，成就最大。借助此书，我们可以对金源一代著述之盛有完整而详明的了解。还有万斯同的抄本《明史·艺文志》，整理者在校勘是书的过程中，发现该书保留了早已失传的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中的明代著作，唯删去了宋、辽、金、元四朝艺文。这个发现，给《明史·艺文志》的编纂研究提供很多新的材料。由此，我们可知《明史艺文志稿》后面所附四朝艺文非前人所认为的王鸿绪所删，而《明史艺文志稿》与《千顷堂书目》的关系等问题也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凿实。其次，《萃编》在网罗一代史志目录及补史志目录同时，也就将历史上研究目录学的学者汇集于一起，为我们研究这些学者的目录学成就提供了极大便利。据统计，《萃编》收录的目录学者有60多人。其中，有些学者是专书研究的名家，如顾实于《汉书艺文志》，赵士炜于宋国史艺文志等等。也有贯通多朝、皆有所撰述者，如王仁俊、姚振宗等，《萃编》分别收集了他们六部作品。正如张钧衡评价姚振宗说：“博极群书，于目录之学实能贯通今古。越中向推章实斋、章逢之二家，振宗生百有余年之后，实足绍二家之传。”（《三国艺文志》跋）
来新夏先生说：“如果我们把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加上各种补志，再加上《清史稿·艺文志》，进行整理汇编，那就构成了我国自古以来一部比较完整而正规的图书总目了。由于各时代的国家目录多已亡佚，因而这一套较为完整的史志目录便成为了解历代著述、藏书情况的重要依据。”（《古典目录学》）还有不少学者有与来先生略同的表述。《萃编》的出版，正实现了前辈学者的心愿。该书从“二十五史的角度建构史志目录的完整体系，摸清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家底，建立中国古代典籍信息库，显示各个时代各种学术的兴起、发展与演变，展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科技的繁荣”，（《萃编》前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总结与传承，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规律和走向的揭示，一系列文化创新的研究领域的发现、确立和展开，都有重要的作用。《萃编》以其收书之全、编排完善、勘校之良等诸多方面的价值，必将推动传统学术研究的发展。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27卷，31册，968.8万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至2014年陆续出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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