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的力量

    读完此书，不禁唏嘘，如此之“幻象”，虽然名中有“幻”，似乎是水中月，镜中花，但如果没有它，我们却会失去心灵的归宿，无法成为“真”的人。这就是“幻象”的力量。

    读到《东洋的幻象：中日法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一书，是去年的年末。在此书的《后记》中，作者清楚地说明了书名的由来：是取法国作家谢阁兰那句著名的宣言“实际上，我来这里寻找的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幻象”中的“幻象”之意，并稍微扩大其范围，且认为“幻象”乃文学的本分，人生之宿命。读完此书，不禁唏嘘，如此之“幻象”，虽然名中有“幻”，似乎是水中月，镜中花，但如果没有它，我们却会失去心灵的归宿，无法成为“真”的人。这就是“幻象”的力量。

    全书共收入了作者的十篇文章，加上附录邵南的一篇关于谢阁兰的文章，共计十一篇。窃以为，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别：一为作者对日本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如《读〈枕草子〉》、《读〈徒然草〉》、《永井荷风的汉诗》、《倚松庵与〈细雪〉》；一为作者对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及日本形象的研究，如《芥川龙之介与洛蒂：分裂的中国与日本形象》、《横光利一的东洋风景》、《与〈画〉的对话：谢阁兰的“中国的幻象”的中国式解读》，以及邵南的《〈碑〉：谢阁兰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一为作者在日本教学及读书体验的随笔及关联研究，如《在日本教〈藤野先生〉》、《〈藤野先生〉外的藤野先生》、《〈结婚狂诗曲〉出版二十年》。这三个部分文笔亦庄亦谐，相映成趣。

    第一类别中的《读〈枕草子〉》、《读〈徒然草〉》，有些类似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常见的形式——评点。《枕草子》和《徒然草》均为日本古典文学名作，而且形式上也都属于随笔类的文章。这类作品内容散漫，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所以，评点式的分析也许最易于帮助我们品味其精妙之处。比如提到《枕草子》中关于“男人这东西”的一些内容时，作者就加上了这样一些有趣的评论：

    男人让她不懂的是：“弃舍了很是整齐的女人，却娶了丑女做妻子，这是不可了解的事情……但是偏有爱那样的，便是在女人眼里也是不好的人，这样的男子正不知是什么心情呢。”（第二三五段“论男人”）“美丽的男子有着很是难看的妻子。”（第四四段“在后殿”）但女人不也常常这样吗？就像中国有首诗里写的：“痴汉偏骑骏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间多少不平事，不会作天莫作天！”（袁枚《随园诗话》卷九）

    而提到《徒然草》中兼好法师对女子的态度时，作者这样写道：

    他对“如此为人引以为耻之妇女，竟具有何等广大之神通”百思不得其解，但又不得不承认：“唯迷于色而从之之时，始觉女人优雅而可爱也。”（第一○七段）其对女子的态度，颇像凌濛初所说的：“好象个小儿放纸炮，真个又爱又怕。”（《拍案惊奇》卷二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也许法师怕是不怕的，但也许竟是有点怕的？

    从这些幽默的文字中，我们能发现两个特征：一是比较文学的视野；二是古典文学的素养。

    《永井荷风的汉诗》一文更是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永井荷风、芥川龙之芥恐怕算是谙熟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一批日本近代文人了。不过，从日本古代起，汉文素养就被当做衡量文人乃至一般人格调高低的重要因素，所以即使是中国人，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诗文底蕴，也未必能对日本人的汉诗做出恰如其当的分析。作者则读出了荷风早期汉诗中杜牧一路的诗风，并进一步犀利地指出：

    他（永井荷风）18岁起就涉足吉原青楼，一生都流连于花街柳巷，杜牧这类诗自然最容易上心。从早年效仿杜牧到后来爱读王次回，在他，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

    第二类别的四篇文章，学术味要稍重一些。如果按照较为学术的说法，可以归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研究。现在的比较文学论文，有很多是“关公战秦琼”式的表面比较，并没有抓住“比较”方法的精髓。所谓“比较”，本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认识事物，而不是单纯的为比较而比较。看了本书中的这几篇文章，我们对于“比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会有切肤的感慨。

    比如《芥川龙之介与洛蒂：分裂的中国与日本形象》一文，就通过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对中国形象的描述，以及皮埃尔·洛蒂的《菊子夫人》中对日本形象的描述，展现了近代日本文人的中国观与近代西方文人的日本观之间高度的相似，由此对近代日本文人中国观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近代许多日本文人都写过关于中国的游记，除了芥川龙之介外，还有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等人。这些游记中的“蔑视中国”倾向已有学者指出过，比如日本学者西原大辅就曾经运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对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认识做过分析。与这种以西方文学理论资源为批判工具的分析方法不同，本书作者的论述方式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痛陈对“现代中国”肮脏龌龊的鄙视，而在其小说《舞会》中则自作多情地从明子小姐的叙述视角，将西方人眼中的日本好一顿赞扬；然而事实上，《舞会》是芥川龙之介以洛蒂的小说《江户舞会》为原型撰写的，而在《江户舞会》及其他描写日本的作品，如《菊子夫人》中，洛蒂其实是如同芥川龙之介讽刺中国一样，将现实的日本尽情嘲讽了一番的。所以，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

    芥川龙之介之看中国，正如洛蒂之看日本！

    与洛蒂居高临下的殖民者眼光不同，谢阁兰则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中国，明确意识到自己所看到的中国是高度自我化的“中国的幻象”，在《与〈画〉的对话：谢阁兰的“中国的幻象”的中国式解读》，以及邵南的《〈碑〉：谢阁兰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中，我们通过作者的叙述，清楚地了解了这一点。其实，人们看待任何事物，都必定是带有深刻主体性印记的，任何叙述都不可能是事物本身。从这点来说，任何叙述和认识都注定是“幻象”。“幻象”的力量在于，通过对各种“幻象”的解析，我们会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没有这些“幻象”，我们就失去了从外部观察自己的机会和视角。

    还想多说一句的是，我们作为中国人，自然对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分外关注，这一点自在情理之中。可是，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单单盯着一部作品里涉及的中国形象津津乐道，这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比较的视野下，我们才能深刻地领悟到“他们”描写的中国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描写中国。诸君如有兴趣，可去看看村上春树《边境·近境》中《诺门坎的铁的墓场》一文，就会恍然发现村上春树和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认识颇有相似之处，日本作家笔下的“中国的幻象”是反复上演的。

    第三类别的三篇文章，由于描写的内容与作者在日本的教学、生活有关，在对《藤野先生》等文本做出精密分析的同时，穿插了作者自己与日本学生交流的点滴，透出了浓浓的人情味。《藤野先生》在中国是广为人知的一篇名作，不过要是深究起来，该文中的许多细节还是有很大的探讨空间的。比如，“藤野先生”称呼中“先生”二字的确切含义，硬要鲁迅从最初在仙台的住处搬家的“一位先生”究竟是谁，等等。《在日本教〈藤野先生〉》一文，不仅对这些细节做了详尽的解读，而且对围绕该文的一些学术争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对《藤野先生》究竟是否具有“小说性”的问题，作者就对日本学者尾崎秀树、驹田信二等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鲁迅先生一些回忆细节的模糊之处并不足以说明这篇文章就是“小说”，并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小说性”说法背后企图抹杀《藤野先生》一文中对军国主义批判的合理性的“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