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胡厚宣先生的一段往事

    2011年是胡厚宣先生诞辰100周年。我总觉得要为先生写点什么，让大家知道先生与我之间不为人知的往事，知道他道德价值的展现，有如“兰生幽谷，无人自芳”。

    “文革”给人们心理造成的伤害和后怕，使我决意远离曾经深爱过的话剧创作和专业团体，选择一项寂寞的事业度过一生。正观望时，郭沫若先生辞世，胡厚宣先生发表了纪念文章（《考古学报》1978年4期），让我知道研究商代史，必须要懂甲骨文和商代考古。1978年12月4日，《文汇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何祚庥先生录取自学成才的曹南薇为研究生的事迹。于是贸然写信给胡厚宣先生，但愿我也碰上何祚庥先生一样奖掖后进的人。

    先生真的马上回信说，“您有曹南薇之才，可惜我没有何祚庥之学识。”还说，“1963年我去庐山休假，过南昌，曾参观江西大学、江西师院及江西博物馆。江西大学无甲骨，师院有甲骨，皆系伪片，惟江西博物馆有甲骨数十片，但正如来函所说，俱无研究之专门人才。”（1979年1月3日信）信末列出必读的专著和须留意的刊物内容。我在江西省博物馆陈柏泉、彭适凡、刘林、李家和、许智范等先生的帮助下，陆续借出《甲骨文编》、《殷契粹编》、《卜辞通纂》、《殷虚卜辞综述》等专著，开始了与时间抢速度的业余自学。一边手抄《甲骨文编》以掌握常见的甲骨文字，一边慢慢读甲骨片摹本，以求知其辞意。

    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社科院历史所初招的研究生都是借北师大的房子。很快我被告知，因房子问题没有解决，胡先生暂不招生。我还想，多一年准备的时间岂不更好。其实，命运的天平并不偏向我。手抄《甲骨文编》刚刚过半，先生来信说，“《甲骨文编》现尚有书，每部才12元，可以买一部，不必费事抄写，不知您意如何？”又问“今年您报考研究生没有？为念！”（1979年6月4日信）

    或是80年代初，胡厚宣先生在上海参加中国史学会年会期间，特地找到江西省与会代表许怀林先生，问许先生可认识我？并请许先生转告我，嘱我立即准备，报考他的研究生。为便于录取，他特意多招两名（原计划只招两名）。许怀林先生返回江西后，很快写信告诉了我（那时没有私人电话联系）。收到信后，我立即致信先生，十分感激先生的不弃之恩。但先生不知我的年龄刚已超过报考的年龄限制。这是先生和我都深感遗憾的事。

    先生曾嘱我读书有所获，随时告诉他。所以读了《殷虚卜辞综述》后自拟了13个问题作为读后要掌握的重点。先生复信说，为《甲骨文合集》出版事，“最近始从上海归来，获读四月十日、十九日两书，甚为感谢！您所拟阅读重点参考问题，甚好，望即按照执行下去。”（1979年5月23日信）待下次再向先生报告读书所获时，先生又来信说“您是否给我开一个简历，包括年龄、籍贯、学历和经历，工资级别以及著作等等。……甲骨文编可能还有，待有暇去琉璃厂一探。”（1979年10月28日信）我猜先生是想我走实习研究员这条路试试。当时实习研究员的年龄已限制在35岁以下，我刚超过，而且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我已意识到，年龄已成为我通过报考来改变命运的障碍。

    我终于很快手抄完《甲骨文编》，让先生知道我并没有懈怠，也想请先生随手翻翻时订正有误之处。结果，先生真的去了琉璃厂，为我购入《甲骨文编》，并与手抄本一同寄来。先生宿舍离邮局不近，琉璃厂离他住所更远，先生不怕麻烦也无怨言，来信说“您对甲骨文字之学有兴趣，有基础，望努力以赴，研究生不成，亦必有别的出路。……将来如有别的机会，当为推荐介绍，您研究成绩，随时告我为盼。”（1980年2月16日信）随后，先生又来信说，“同志努力写作，将来尚有机缘。望不要因不能考研究生即放弃勤奋也。”（1980年5月12日信）这些情真意切的语言，已经成为我恒久的珍藏和岁月永驻的记忆。虽然“千里江陵”尚还遥远，但心中却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预感。所以我还要勤奋下去！先生是个心智丰富的人，一生著作等身，还不忘提携好学的年轻人，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这在如今的学术界真是越来越少了。

    1980年10月江西省历史学会成立，我应邀与会。并把提交的论文初稿《殷代能冶炼铁吗？》也寄一份给先生。先生来信说，“大作很好，我意殷代用铁，究竟是一个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问题，是否可以不必提到‘史德’的高度。另外用辞，最好也缓和一些。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不知尊意以为如何？”（1980年9月15日信）因此，我立即又作了修改，以重新刻印本《殷代能冶炼铁吗？》提交大会。北京熊德基先生也应邀与会，我请他捎一份给胡先生。先生来信说，“尊著在江西史学会宣读的打印论文，德基同志并未交我，可否即请再寄一份？”（1980年11月29日信）自然我又寄去一份。此文综合了夏鼐、胡厚宣、黄展岳、林沄等几位先生的意见修订后，1986年发表在《史学月刊》第2期。1980年9月在成都的古文字年会上，武汉大学夏渌先生与胡厚宣先生相遇，夏渌先生后来信说，“在成都，胡厚宣先生交谈中很器重您，认为您很用功。”所以，心里总为先生始终对我的诚恳和抬爱所感动。

    1984年深秋，我已调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获知先生已向河南省另一文博单位举荐了我。因为单位的工作性质，我考虑再三把研究的重点调整为商周考古、青铜器断代和金文研究方面。从此“君向潇湘我向秦”，也只有对甲骨文研究割爱了。后来，我还获得了西北大学商周考古的硕士学位，也告诉了先生。从事专业考古发掘的四年后，我即在《考古》上发表了《邓县禹山庙錞于及相关问题》和《嚣伯匜断代与隞之地望》两篇论文，也都及时寄给了先生。

    1983年暑期，江西省语言学会派我到北师大听《说文》和古文字讲座，结束后我应允到干面胡同寓所第一次拜望先生。我的直观印象是先生有书卷气，还有温良宽厚的长者之风，但没有那种不怒自威的神情。为不误先生太多时间，不足一小时我便离开了。第二次见面是1985年11月24日，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金槐先生嘱人叫我去与先生见了一面，没能多谈，先生上了小车去郑州大学作甲骨文方面的演讲，丢下一句“常来信”。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

    与胡厚宣先生来往后，虽命运的安排终究没有师生的名分，但受先生的教诲和陶铸，箴言铭心，笑音在耳，如今历历往事，皆成遗爱。每一忆及先生，才真正体会到“江山空蔡州”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