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何以必要和可能？

    再过四年，即2018年5月5日，将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了。反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可以说面临着很矛盾和尴尬的处境，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但另一方面言说了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却并没有获得人们明确的认知和深刻的理解，反而愈益陷入聚讼纷纭的境地，很多言说离开了经典作家的原始文本及其思想演进。而就20世纪而言，很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其原生形态，而更多地依赖于其后继者在特定的现实境遇下的阐释、发挥与重建。过去的历史已是一种客观存在，过分情绪化地指责或为其辩护，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质及其在21世纪的命运，清理这段学术“公案”和历史“公案”对在当代新的境遇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前提性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宫敬才教授明确提出“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张，最近又推出按照这一思路、凝聚其多年心血的力作《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值得特别关注。

    宫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中，其思想传统，特别是经济哲学传统被遗忘了。正是鉴于此，他在书中专设四章，极其详尽地梳理了近代以来的文学作品、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尤其是扬姆巴蒂斯塔·维柯、亚当·弗格森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这既是相当准确、深刻的反省，又忠实地实践了“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而在这其中，我以为以下几点做得非常到位：

    一是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本书厘清了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马克思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以判别他是怎样从先贤那里继承思想资源并进行变革的，他何以准确地把握住了自己时代的脉搏，客观地反映出问题的视域，深刻地考虑到问题的症结，为什么他会形成独特的解决思路。

    二是比较关涉相同问题的不同理解。毫无疑问，马克思经济哲学论题在当时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涵，但论题本身却不一定只归属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以前已经存在，而且很多睿智的思想家给予过不同形式的关注和探究；就是与作者处于同一时代，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可能形形色色，马克思的探索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和方式；这些情形的存在，提供了将马克思与此前和同时代其它思想家就相关问题进行比较的可能，有比较才有鉴别，最终凸现的将是马克思经济学哲学的科学、到位。

    三是甄别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可否认的是，虽然我们与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有一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距离，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当代意义“呈现”出来。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直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作辩护，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突出从当代的问题回溯马克思的思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或惟一途径。然而这种思路只是一种循环论证，它从当代问题出发，到马克思的文本找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以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最后又回到该问题。实际来说，这样一种循环对于这一问题本身没有增添多少信息量，因为就问题所关涉到的社会现象而言，马克思的时代肯定不如现在这般复杂和多样。对于我们时代的问题，单纯从马克思文本中发掘，并不能为这一问题的具体解决找到的真正的出路。

    相反，从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的思路，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是马克思原始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背景、原初含义，以及不同思路和意义演变，这使我们既看到历史延续和累积，也把握了创新与重构，使马克思的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得以真实地呈现出来。这种研究方式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凸现了文本及其思想的价值，这是为那种动机极为“功利”的、旨在单纯图解社会现实问题和流行的思想观念而研读文本的方式不可能达及的收获。

    在思想史的视域中给予马克思恰当的历史定位，将超越那种对待马克思的非理性客观的态度，解构长期以来这一方面存在的“过度诠释”现象。以在我国影响巨大、被约定俗成地命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为例，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版第3卷（与2000年单行本一致）来阐释其思想的，这样的结果是，将只在其中第1部分手稿中阐发的“异化劳动”的观点抬升到这一文本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1月）的主旨思想。然而通过版本考证的新成果就会发现，这种概括所依据的文献学信息是不全面的，因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结论也靠不住。

    其一，流行的研究没有还原马克思当时实际的写作情境。作为我们研究基础的文本，只是一部被后人将并不是连续写作的3部分手稿集合在一起的所谓“著述”。其实这一时期，除了这些手稿，马克思还穿插着写有9册经济学笔记；不仅如此，马克思当时还有一个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的计划，因此，他当时直接阅读了与其思考的主题有关的法国的文献，并且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了解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并且都做了摘要。因此，研究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单独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众多材料中撷取出来，没有完整地呈现马克思当时的理论视域，由此所进行概括必然是片面的。实际上马克思思考的议题很多来自他自己阅读和摘录的书籍和文献，“异化劳动”的思想不过是其中之一，只有把这些书籍和文献中所涉及到的思想通盘考察，才能厘清马克思思想的实际状况，从而避免作出“过度诠释”。

    其二，所谓“经济学”、“哲学”的提法割裂了马克思当时理论活动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研究活动中没有我们后来习惯了的、作为现代学科分类的什么“经济学”或“哲学”的分野。第1部分手稿中所论述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是经济学议题吗？其实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是当时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不同的三种收入形式，由此描述出他们悬殊的社会境遇，以透视当时森严的社层结构、相互关系及其未来命运，这分明是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宫敬才教授在自序中指出，他与马克思的书“面对面接触”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了。与那些总善于追踪时髦理论和思潮的“睿智”学者相比，他的坚守显得特别艰难而可贵。我自己非常认同这种做法，只是还做得不够、不好，我从宫敬才教授这里受益良多，所以写下了这篇短评，向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