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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华中师范学院（后改为华中师范大学）首任院长杨东莼先生诞辰115周年。为表纪念，华中师大出版社近期推出了《杨东莼文集》和《杨东莼大传》。前不久，在纪念杨东莼诞辰115周年暨《杨东莼文集》《杨东莼大传》出版座谈会上，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深情回忆了与杨东老20余年的交往。本报整理编发章先生在会上的发言，以飨读者。
从我个人来讲，华师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相处久一点。一个是刘介愚同志。介愚同志我是从河南跟过来的，从中原解放区跟过来，在一起40多年。但是也有遗憾，我当时思想比较幼稚，问题也多，他们很关心我、关照我、培养我。但我这个人呢，想做事情，想多做一点，但做得不好。他们能理解我。我跟介愚同志没有什么私下的交往，主要是我自己很自卑，我做业务还比较自信一点，但一想到突出政治，就有点自卑，尽管他是我的老领导，关系那么深。
我唯一接触比较多的，跟得比较久的，就是杨东老。从1954年一直到1975年，有20余年的时间。杨东老1954年来华师，那时我在华师历史系教中国近现代史，杨东老也研究这个。有时他开会、接待外宾，就把我带在身边作助手。
杨东老离开华师以后，对学校建设和发展还是很关心。1963年，中央要筹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胡乔木建议交由杨东莼筹备，杨东老一直没有忘记华师，就把华师作为一个参与单位列进去，共同筹备。这时候，他就以筹备委员会的名义把我调过去，参加一些具体的工作。筹备工作还处于开始阶段时，就碰到新的政治运动。那时候搞“四清”，人手不够，很多协作单位抽人回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不久就剩我一个人守摊子了。
1964年，我写了一篇有关李秀成评价的文章，结果被作为全国重点批判对象，不得已只好回华师。回来后我受到批判，不能教书，不能写文章，但实际上那会批判力度并不大。后来有人说这是对我包庇，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那时人都下去参加“四清”社教去了。我是被省里的“四清”工作队清理出队的，其他人，连我夫人都下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去了。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我既不能写文章，也不能发表文章，也不能教书，那怎么办呢？当时我正患黄疸肝炎，家里有三个孩子（自己一个，表弟的两个孩子放在这里代他抚养）。那时候，我们一个资料员，人挺好的，她孩子也小，我们经常在一起，就很熟悉了。她笑我说：“我看你对全国性的批判，好像还蛮不在乎的呢。”我说我不是蛮不在乎，我无事可干啊。我不想看书，也不想写东西，觉得此生已经无望了。
这时候，又是杨东老对我伸出援手，把我调到北京去了。那会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杨东老是筹委会的副秘书长，我就协助他和廖承志秘书长处理一些事情，包括大型文集的出版，如《孙中山选集》《宋庆龄选集》，还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所以我跟宋庆龄在那时候有点接触，有若干书信往来，主要是文集的事。后来宋庆龄还记得这个事情，还给我们写过信，题写过书名。那时候明显是杨东老在帮助我，他怕我垮掉了。他虽然人不在华师，还是想着我。他那时候还没有灰心，还想着恢复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他一直认为这是中央交给他的一个任务，他应该做好。但是很快“文革”爆发，我们又分开了。
回来后，武汉“文革”已经开始。有人揭发我，我成为全校重点批斗对象，要我写检查，写交代材料。1974年，《历史研究》复刊，我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这其实是北京的两个好朋友帮助我，他们看我可怜，说章开沅这人没干过什么坏事啊，只不过写写文章，偶尔说话随便一点，怎么能老这样批斗，所以就把我列入筹备中的编辑委员会名单中。《历史研究》编辑部其实也是“四人帮”领导下的文革小组下属单位。
我又去了北京，一到就去看杨东老。杨东老处境也不好，我受批判的时候，其实他也在受批判。他是作为投降主义路线被批判的，这个批判以李维汉为对象，李维汉是统战部长，杨东老是党组成员，他跟李维汉的观点是一致的。
我去看他，他很开心，但知道我在《历史研究》编辑部，他就说，你是来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方做一个不恰当的工作。意思是干不长的。果然，《历史研究》复刊后不久，被当成文革“批林批孔”的工具。有一次，编辑部要我写一篇“论《訄书》”的文章，这书艰涩难懂，只有求助杨东老。他介绍我去找马宗霍，马老是章太炎的弟子，是中华书局的老编辑、著名教授。好不容易文章写出来了，马老夸我“写得不错啊”，我真是受宠若惊。
1975年，《历史研究》改组，我意识到该刊物是政治斗争的是非之地，就坚决要求回原单位工作。我对于政治运动深恶痛绝。搞运动要有动力有对象，但搞起来，要找对象就有对象，要有动力就有动力。
走的时候我去和杨东老告别。这也是最后一次见杨东老。杨东老刚在医院打完吊针，他听说我要离开《历史研究》，反而高兴了，说：“我说你干不久吧？”我们谈论起局势。我说看不清，杨东老说：“不是你看不清，我们也看不清啊！”那次见面后，我还以为以后还能见到他。
总的来说，杨东老让我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在我困难的时候，他没有放弃我，总是雪中送炭。在我迷失方向的时候，他指引我如何向前走。
对华师来讲，杨东老的到来可以说是华师正式教育的开端。他原来长期在大学教书，他的课教得好。另外就是，他长期在桂林办干部学校，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人。广西对杨东老的怀念比湖北要大，他在广西经营多年。他到国务院工作以后，每逢开人大、政协会，广西的人大、政协代表都要集合在一起，一定要跟杨东老见个面，让他给他们讲讲形势与政策。所以，杨东老是懂教育的人，也善于管理。他是很好的教育家，是内行。他在我们学校（华中师范学院）检查工作也好，到别的学校参观考察也好，一定要看食堂、厕所。一个是进的（食堂），一个是出的（厕所）。然后再看看图书馆、实验室啊什么的。他认为吃饭是最根本的。这是一个关心民生、以生为本的理念。
同时，他对青年教师特别关心。他不止关心我一个人，还同情并帮助一些著名人物。我自己知道的就有王芸生、徐盈等。徐盈对他最感恩，那会他被划为右派，一拨一拨的批判，杨东老都保护他。
这是从教育家来讲。从革命家来讲，他早期是做群众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到日本，为了搞清楚马列主义的源头，他翻译马列著作，从根源上把马列理论弄清楚。从日本回来以后，他表面上教书，实际上都在干革命。解放后在大学工作，后来又到国务院，都做得不错。后来又做统战工作。在文史资料上也很有建树，现在所说的口述历史，其实中国最大规模的口述史就是关于北洋资料的整理，这个当时就是杨东老领导的，交给我和溥仪两个人负责。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我不是美化杨东老，在那个混乱的情况下，他能明确地反对“文革”，抵制“文革”，就很不错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何物自由主义》。我后来听他儿子（杨慎之）讲，这是杨慎之代笔的。杨慎之是个才子，很会写。杨东老是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的，他本人就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在学术上，他年轻时就一举成名，翻译的摩尔根《古代社会》现在还是最好的译本。
应该说，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杨东老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们要像他一样，做一个有头脑的人，既紧跟时代，又不盲从潮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同时，他真的是以自己的行动、人品影响人，教育人，他的大师风范给人非常深的印象与影响。
（白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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