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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之后，当人们开始反思所经历的一切，开始从人性的角度解析人的命运时，有人这么评价他：这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有成为悲剧人物的性格特征，性格即命运。
办事都要讲情理
说起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几年，被称为“天翻地覆”是名副其实的。过往的一切都被颠覆，包括价值观和认识论。面临种种变化，人人都在努力适应，生怕被洪流冲到岸边，成为被革命的对象，褚时健也不例外。他家有三亩好田、十几亩薄地，虽说生活不富裕，连自己上学的费用都要靠假期烤酒来赚取，但比起没有地的农民，明显又好很多。定成分的时候，客观点儿是富农，搞不好还定个地主。褚时健把弟妹们带出来时，除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什么都没拿，图个清白。
褚时健这么做并非没有道理，在已经开始的“减租退押”和紧随其后的“土改”运动中，政策执行者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斗争的形式。斗争极端的地方，吊人、沉塘、假枪毙都出现过。
褚时健带领的工作组有四十多号人，其中有一个叫张贵仲的队员，是个“二杆子”。群众揭发说一户地主家有一百两黄金，他不调查，立马就逼地主交出来。地主喊冤说：“我哪里有这么多金子，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一百两金子。”张贵仲不信，非逼着地主交，领着地主去山洞里找藏起来的宝贝。地主没有，就想跳山洞求死。没承想跳下去没有死，又被工作组抓住。晚上，张贵仲把地主捆在柱子上，拿了一扇农民磨面的石磨吊在他的脖子上。张贵仲说：“明天早上我来看，再不认，我就枪毙你。”第二天早上，一打开门，那个老头精神抖擞地说：“谢谢共产党了，我一辈子还没有挂过这么大的牌牌。”张贵仲急了，又拉出去假枪毙。这样搞来搞去，地主也不怕了：“大不了就是个死，你们什么都拿不到。”
听说了这个情况，褚时健皱起了眉头。他知道，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人们往往喜欢把事情搞过火，认为这样就是党性强、觉悟高，生怕人家说自己同情地主。褚时健对张贵仲说：“实事求是地讲，他有一万块钱，能拿出九千元，就很不错了。但是他有一万，你要他交十万，他拿什么交？一百两黄金，像这样的乡村地主不太可能有，你们这种做法搞过火了。过火的后果，就是工作的阻力更大，反对我们的人会更多。”褚时健找这个地主谈话：“你说没有一百两，我相信。那你有多少，能交出多少，你自己说。”后来，这个地主交了十两。
褚时健说：“我们那个时候，对党是五体投地地信服。当时的政策就是要地主交出浮财，交出多余的土地，这是政策，我们不能质疑。只是在具体工作中，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能过分，地主也是人，要吃饭，他也要有土地嘛，也要发新地契，让他们自食其力才对。我们打破旧世界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不能搞成新的不公平。”
当时，有发现问题的眼光，而且还敢讲出来，并且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年轻干部可算是凤毛麟角。县里的领导认为，小褚是个朴实肯干、工作能力强、办法多的好苗子。就在这段时间，参加革命已经五个年头的褚时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褚时健被组织上送进云南省党校学习，再一次走进了课堂。
如果没有1957年那场运动，时光造就的大概会是领导干部褚时健，而不是一个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褚时健了。很多年之后，当人们开始反思所经历的一切，开始从人性的角度解析人的命运时，有人这么评价他：这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有成为悲剧人物的性格特征，性格即命运。
“不适合”谈恋爱
褚时健像上了发条一样地工作，以至回忆起当年，脑中浮现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说：“1954年至1958年，在玉溪蹲机关，先在地委宣传部管过人事，后又在行署当过人事科长。这些工作都是与人打交道，我一直认为自己善于和别人相处，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感到和人打交道的不容易。”
在褚时健看来，蹲机关是件难受的事，因为接触基层少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所谓的蹲机关，并没有办公室里一杯茶一份报的清闲，真在机关大院里的时间很少。几年间，褚时健担任过多次工作组组长，在玉溪所属的各县区间奔波。
翻看那时褚时健的照片，精悍瘦削，一双鹰目，一对剑眉，显得英气勃勃，这样的年轻人怎么会不谈恋爱呢？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时代大背景中，也有温馨浪漫的空间。那时，年轻人穿布拉吉、跳交谊舞、唱苏联歌，这样的氛围足以催生绚烂的爱情花朵。精神生活的丰富和物质条件的匮乏并存之际，反而使得爱情更为纯粹，这一点，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有体会。
这段时间，褚时健身边出现过两个姑娘，是不是爱情，褚时健说不清楚。他就是这样的人，既不善于捕捉自己细腻的情感，又不长于发现别人情绪的变化，更不习惯细腻温柔地去表达。因此，他认为自己“不适合”谈恋爱。
遇见人生伴侣——马静芬
1954年，在呈贡县当教改工作队队长时，他又遇到了一个姑娘。他们的相识一点儿都没有浪漫色彩。
听取县文教局的汇报时，“马静芬”这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县中心小学的一名女教师，在汇报中被当成了不听话、不服从管理、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典型。
果真，工作组进校的时候，中心小学的所有教职员工悉数到场，这个“马静芬”缺席了。她请假到昆明看病，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归队，理由很简单：玩去了。
褚时健见到马静芬的时候，这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根本没把黑不溜秋的工作队队长放在眼里。马静芬是从边防局下到地方的，她身上有着明显的洋学生味道，当时称为“小布尔乔亚”，现在叫“小资”。
褚时健决定找马静芬谈话，说是让她来汇报工作，实际上是想听听马静芬的想法。他想知道，这么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同志，为什么要故意做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
起先，心中抵触的马静芬直视着年轻的队长，她觉得队长一定认定她是落后分子，想教训她。可从褚时健的眼里，她看到的是真诚的关怀，马静芬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原来，从部队下来后，马静芬对地方领导的一些作风有看法，她既看不惯一些同志巴结领导、溜须拍马的风气，也看不惯有的领导任人唯亲、自以为是的作风。任性而敏感的马静芬，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对不良风气的鄙夷，于是选择了用不合作的方式表达不满。那天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双方都没有对笔者详说。只是从那天起，马静芬改变了态度，很快就成了教改的积极分子。
褚时健发现马静芬见解独到、工作能力强的特点后，干脆把她抽调到了工作队，在通海、元江等县参加文教改革工作。褚时健没有看错，不久，马静芬的工作就显出了成效，全区的工作队员都集中观摩了她的工作方法，马静芬当上了工作组组长。
褚时健被这个美丽、活泼、聪慧的姑娘全身散发出来的浪漫气息吸引和打动了。不解风情的褚时健，有了心动的感觉。不过，他没有往更深处想，他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好，属于家庭负担重的人。母亲死后，长兄如父，他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抚养弟妹的担子。当时是供给制，干部的收入很低，自己这么做算是理所当然，可别人呢？也愿意承担抚养、照顾弟妹的责任吗？
说实话，这是两个从生活背景到人生经历完全不同的人。褚时健干练粗犷，有着山和水的深沉和宽广；马静芬聪慧敏锐，有着花和草的浪漫与敏感。和褚时健不修边幅、土得掉渣的生活习惯不同，马静芬喜欢雅致舒适的生活氛围。从他们家保存的老照片可以看出，花季年华的马静芬穿着裙子，扎着辫子，辫子上还系着蝴蝶结。每张照片都被她精心地贴在黑色的册页上，每一页都画有花花草草的点缀。也许这所有的不同正是互相吸引的力量，褚时健把自己的心动藏在心中，没有急切地表达。对于能不能跨过这些不同走到一起，褚时健没有刻意努力，一切随心。
他们的故事和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年轻人的经历没有什么两样。年轻英俊的队长经常到马静芬所在的工作组检查，见面就谈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话题。马静芬已经习惯了这种谈话，这个有着宽阔肩膀的男人，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让她感到信任和依赖。
半年后，工作队完成了任务，两人的关系水到渠成，马静芬留在了玉溪。
1955年，褚时健和马静芬在地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第三天，褚时健没有回家，这让新婚的马静芬十分疑惑，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她很希望丈夫能给自己一个解释。谁知道，褚时健在她的再三追问下，只说了五个字：“到峨山出差。”
一种和马静芬向往的完全不一样的婚后生活就此开始。一年后，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出生了。
疑惑：“脱轨”的前兆
没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们来不及停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整顿一次接着一次，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完全不需要个人头脑来思考。
如果你心无旁骛，当一头埋头拉车的老黄牛，可能就平安无事。而如果你想对过往进行一下反思，对事情问个“为什么”，就可能脱离轨道。当时的组织部门大概有这样一种认识：服从，代表了一种忠诚，而忠诚是一个干部必备的品质。
褚时健不是思想者，但他是个实干者，他时时会进行质疑，这种质疑源于生活，属于本能。1950年的“征粮”、1952年的“土改”、1953年的“肃反”，他提出的意见有幸被采纳，这让他颇为自得，他认为上级组织是能听取意见、纠正错误的。他并不清楚这种出于本能、出于经验的质疑，会把自己引到什么路上。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这场运动，风一般刮遍了全国，在云南玉溪这个不大的城市里，风力丝毫没有减弱。29岁的褚时健当上了玉溪地区政法口“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担任组长的是当时的行署秘书长王瑞亭。
玉溪政法口有六百多名干部，各单位的名单报上来一统计，“右派”有160人。这个比例让褚时健大伤脑筋。“反右”的指导性文件上有个公式：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多数，左派占人口的20%左右，“右派”大约占不到10%。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大地，恐怕没有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是按这样的比例来划定“右派”的。仅仅几个月，原先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的人，坐实了自己反党的证据，统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挨整的人和整人的人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这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终于教会了人们：没有什么该说不该说，你要想保全自己，就什么都别说。
褚时健眼瞅着自己的同事、朋友、战友一夜间成了“右派”，实在有些触目惊心。
他在向地委领导汇报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比例是不是太高了？已经有24%了。”
领导说：“有些单位报的高达25%，我们这个比例应该不算最高。”
“可毛主席说的只占5%—10%。”
“小褚，你年纪还轻，还要好好领会一下，这个文章后面还有五个字‘而情况不同’。这五个字是很关键的。”
见褚时健仍不开窍，领导不耐烦了：“好，依你说的，24%多了点儿，你去和王瑞亭商量，把比例降下来。”
组长王瑞亭和副组长褚时健研究来研究去，把他们认为明显不反党的人从名单中挑了出来，最终送出了一份八十多人的“右派分子”名单。
山雨欲来风满楼：不祥的预感
名单是送走了，褚时健心头的疑虑却更重了。他没有也不敢质疑党的政策，只是从自己的良心上迈不过这个坎儿。那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投身党的怀抱的知识分子，他们说的那些话，真的有那么严重吗？他们的主观意图，真的是要反对自己的党吗？他的心头压上了一块石头。
1958年开春，名单上的这八十多人被卡车送到了位于元江河谷的红光农场劳动改造。
“反右”斗争告一段落，脚跟脚的，另一个全民运动“大跃进”开始了，要想形容它，只能又一次用“轰轰烈烈”四个字。
7月，褚时健“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位被解除了，他的新任务是“大炼钢铁”，种“试验田”。既然是全民动员，玉溪地委会不能落后，也种了7亩冬季稻试验田，由负责人事的地委副书记和褚时健负责。
给这7亩地定产量时，褚时健综合了土地的肥、水、种、耕诸因素，一咬牙，报了个3000斤的指标。办公室主任一看，皱起了眉头：“小褚，你咋个不想想，报纸上人家都搞10000斤，我们3000斤怎么行得通？”
褚时健说：“种地我是内行，一亩地能产多少，我心里有数。我们玉溪海拔一千多米，冬季不种稻子，平常年景，一亩地也就八九百斤，我报3000斤都是冒险了。”
主任还是摇头：“跃进，什么叫跃进？我明白，10000斤绝对是吹牛，能不能报个5000斤？我们搞的是试验田。”
5000斤的目标是报上去了，但它的结果如何，两人心知肚明。冬天气温低，稻子连穗儿都长不出来。褚时健看着自己的地，实在想不清楚，人家的一亩地几万斤是怎么搞出来的。他记得报纸上的文章名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配发了照片。
褚时健说：“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了，干任何事情都有规律，要讲道理，不按规律乱来，是要出问题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褚时健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列车”脱轨：最后的“右派”
1958年12月，在全国“反右”斗争已近尾声时，褚时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褚时健记得，当时县团级干部属省上管，他的“右派”通知是从省里发出的。
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突然一个急刹车，最可能的结果是脱轨。褚时健脱离“轨道”的日子到了。
他火速赶往大庄，交给妻子一个几百元存款的存折，告诉她：“这是你和映群今后的生活费，一定要收好。”
马静芬从丈夫铁青的脸上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可她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央求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告诉我。”
褚时健说：“我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你们母女两个要好好过。”
褚时健匆匆告别了妻女。他还要和一个人告别，那就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堂兄褚时俊。
他赶到昆明，见到在省电力局工作的堂兄。
褚时俊听到这个消息无比震惊：“你不是‘反右’领导小组的吗？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褚时健也在问自己。在被正式宣布为“右派”之前，他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不可能没想过。但这个疑问，只有自己琢磨，没有人会告诉他。那时候，人与人不能敞开心扉，人对人不能毫不设防，别人帮不了你，就像你无法帮别人。但这天晚上，对着自己的堂哥，褚时健终于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褚时健分析，自己“中枪”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那个“右派分子”百分比。别的单位那么高，怎么你们搞的反倒降低了呢，这不是同情“右派”是什么？
那一夜，兄弟俩没有睡觉。褚时健说：“我们两个一夜到天亮都在说话，我告诉他，我在实际斗争中的体会是，人民战争要人民自愿，人民得了利益，才有积极性，才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褚时健走了，带着堂兄的嘱托，踏上一条未知的漫漫长路。
（本文摘自《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先燕云、张赋宇/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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