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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尽管它很贫穷。我更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正因为热爱，才替他们忧，替他们愁，替他们喜，替他们乐。
有学者评价四川作家贺享雍是“农民发言人”。
他有40年和家乡黄土地打交道的经历。从血脉到肌肤，他身上的每一处都打上了鲜明的、难以磨灭的农民印记，注定了他下笔即关注民间疾苦，同情底层民众的民间写作立场和农民发言人的身份。
贺享雍的创作起步于大集体时代的大队文艺宣传队，最初是写快板书、对口词，表扬好人好事。先是给县文化馆编印的小册子《渠江文艺》投稿，后来走向《巴山文艺》、《四川文学》，再往后便冲出了四川。近40年时间，贺享雍出版长篇小说19部、中短篇小说集3部、散文随笔集3部，700万字左右，结集出版了3套文集。他的小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质感，天然地带着乡土的气息，那些来自农村的栩栩如生的各色人物，打动并走进了读者内心。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曾评价说，贺享雍的作品，我们迟看了10年，这是近年来最重要、最地道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很多农村题材的作品变得都市化、市民化，而贺享雍的《苍凉后土》、《土地神》、《乡村志》等一系列作品是与真实的农村生活最贴近、最没有距离的。
读书报：近40年的写作历程，您认为自己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贺享雍：我的创作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把它称作是准备期，时间可从1979年开始向刊物投稿到1995年中篇小说《末等官》在《峨眉》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在这个时间里，我主要写作短篇小说，后期开始写作中篇小说。第二个阶段我称为是成长期，以1996年重庆出版社推出的《苍凉后土》为代表。这部57万字、全面反映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农”问题的作品一出版便得到了川、渝两地文学界的好评。这一阶段的作品，还包括《怪圈》、《遭遇尴尬》等。第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作是一个探索期。这个时候我想突破自己，寻求一种与《苍凉后土》等作品截然不同的表现手法和创作风格。这段时期的作品主要有《土地神》、《村官牛二》、《猴戏》等。评论家把我这段时期的作品称为“简约乡村叙事”。第四个阶段的创作，便是正在写作的系列长篇《乡村志》了。
读书报：在写完长篇小说《拯救》以后，您曾暂停写作，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术著作和田野调查报告，这段时间的阅读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贺享雍：学者们的研究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重新去思考曾经经历过的乡村生活。后来读到《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那个撬动地球的支点。我为什么不能把中国，浓缩到一个我熟悉的小村庄来，用这个小村庄发生的事，来反映整个中国乡村的变化呢？我想起了威廉·福克纳那个“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想起莫言笔下的东北高密乡，想起贾平凹的商州清风街。大凡有成就的作家，他们都是有根的，而根就是他们的故乡。我决定以故乡为原型，虚构出一个像福克纳“邮票那样大的”文学的贺家湾，来创作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将共和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乡村历史，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共和国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乡土小说。
读书报：这样全景式的创作，对您来说是否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贺享雍：我没有感到特别大的难度和压力，每天都处于一种快乐写作之中。能达到这种状态，得益于两个优势：一是对农村生活的熟悉。我种了40多年庄稼，当过乡上“八大员”，做过乡党委副书记。后来虽然进了城，但从没割断与农村那份天然的血脉联系。我并不需要刻意去编造、追求什么，人物和故事就自然涌到了笔下，我把他们记录下来，人物和故事都会活灵活现。这是生活馈赠给我的一个优势。第二，在写《乡村志》以前，我已经发表了几十篇中、短篇小说，出版了13部长篇小说。从艺术积累方面，即使是对这样多卷本的宏伟构思和写作，也具备了举重若轻的驾驭能力。
读书报：为何选择系列长篇小说的形式？
贺享雍：我一直在思索、寻找一种能更深刻、更全面系统和更大容量、具有史诗性的文学文本，来书写共和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乡村记忆和乡村经验。之所以选择系列长篇小说的形式，第一，这种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容量大，可以将中国乡村60年所发生的丰富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事件，都收入其中，以构成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整个乡村的历史面貌。第二，小说虽然是以一个村庄为舞台，但因为它卷轶浩繁，容纳人物多，各个阶层和各种性格的人物，都能在这个不大的舞台上尽情表演。第三，每卷虽然只是讲述一个故事，只有一个情节主线，但因为每卷人物的交叉和故事的相互呼应，又容易让读者构成一个整体感觉。若将全书合起来看，线索便会重重叠叠，情节便会纷繁复杂。我最初的计划是写8—10卷，每卷30—40万字，分别涉及农村土地、乡村政治、民主法制、医疗卫生、家庭伦理、婚姻生育、养老恤孤、打工创业等诸多领域，合起来便让全书成为一幅气势恢弘、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结构宏大的清明上河图试的当代农村生活的历史图景。
读书报：在作品中，您敏锐地关注、反映乡村世界的变化，这里既有对故土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农耕文明的忧虑。
贺享雍：目前中国正以非常激进化的方式向城市化迈进，《乡村志》系列长篇小说是一个农民儿子献给农耕文明最后的挽歌，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写真集”，同时也是一个改革时代农民痛苦而复杂的心灵史。为时代立传，为农民发言，是我在《乡村志》创作中秉持的原则。同时，在艺术上，我摒弃了先前的轻松、明快、具有“狂欢”性质的“简约叙事”，而走向了一种回归。这种回归既是现实主义的，又不完全是现实主义。评论家向荣先生把它称作“具有本土特色审美化的‘地方性知识’，即方志文学传统”的回归。
读书报：方言土语的运用给作品烙上了深刻的四川印记，比如在《村医》中运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将故事叙述出来，既为方言土语的发挥制造了氛围，又呈现出独具四川地方经验的叙事方式。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与地域的关系？
贺享雍：文学之根在我们生活的地域文化的土壤中。在创作中，作家通常都是选择自己熟悉的地域故事作为书写对象，凸显出地方文化的特殊性，从而强化作品的地方色彩，也使地方性知识在作品得到审美彰显。我很喜欢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尽管它很贫穷。我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沿革、风土民俗都了如指掌。我更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正因为热爱，我才替他们忧，替他们愁，替他们喜，替他们乐，洞悉盛衰，呼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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