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社应战市场化 集团化 国际化出版巨变

    在以市场化、集团化、国际化为主要指征的出版巨变时代，出版人如何应对？新出版时代，大学出版人不断探究应对之策，踏出单体出版社的发展道路和具体经营探索。

    譬如，人大社、北大社，强化内容，狠抓质量，打造精品；外研社从战略布局上重新定位传统主业，沿“出版-教育-外语”之路，寻找出版与教育、出版与文化、出版与外语之间的业务可能，置身于更加广阔的文创产业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分别为大学出版社和地方大学出版社的首家出版集团，与地方出版集团的横向联合不同，两家大学出版集团都是通过一家出版社内涵裂变发展而成，近期则通过并购扩展实力；近悉，10月10日，清华大学出版集团成立，将通过资本纽带整合出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厦门大学出版社在区域化出版方面加大力度；云南大学社跨出国门，与东南亚进行图书的合作出版；上海交大出版社将融合的目光投向世界，致力于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

    可见，按市场规律运行的单体社也完全可以做大，并按市场规则组建出版集团，探索出版主业集团模式。此外，哪怕是再小的单体社，也有条件和大的出版集团同台竞争。其他产业发展到最后，会形成几家顶级公司的市场垄断，其余中小公司只是对这几家大公司的拾遗补缺。出版则不同，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创意产业，没有任何两本原创图书（内容）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所以，出版产业中，个体（产品、产品的生产者）的作用至关重要。

    近日，由大学出版协会主办、在南京举行的第27届大学出版社订货会上，应战市场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出版巨变时代，各大学出版社竞争思路和具体经营策略凸显。

融合发展路

    新型主流媒体的构建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身负服务教育、繁荣学术任务的大学出版社，该怎样融合发展与创新？

    在大学出版协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宗俊峰看来，大学出版社首先应该明确发展定位，凸显专业特色，才能实现转型突破。具体到学术出版与教育出版，则须从具体专业领域出发进行设计，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并与上下游密切合作，在不同的业务领域研究创新，联合制作大数据时代的优质内容，携手共建便捷、高效的信息交流平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过程，就是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提升传播力的过程。”这是宗俊峰的体认。而他要提醒出版同人的是：“大学出版社要善于利用现有技术平台，引进专业技术公司的新技术，这是目前技术融合的现实选择。” 因为，“除了资金，我们缺乏技术能力。而技术商缺乏内容和专业的编辑人才”。

    所以，各大学社在推动纸质教科书网络销售的同时，还应侧重于内容的深度挖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依托自身已有的教育资源，整合学校丰富的教学科研学术成果，提供以专业细分的学术教学资源信息服务，“应是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数字出版领域，清华大学出版社已经探索了十多年。早在2000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就做了一个数字资源服务平台——文泉书局，在线提供近20家出版社的数字图书、数字期刊，上线17000多种图书，已发展成涵盖全国1700余所高校的宣传推广网络平台。然而，十多年的探索下来，清华社发现，电子书市场还是很小的。“实际上，数字出版应该是融合的方式。”

    这两年，清华社致力推出数字教学服务平台——智学苑，包括学习辅助、学习管理、智能教学、高级智能教学等四大业务板块，对教材及其他各类教学资源进行碎片化基础上的适应性整合，利用平台功能帮助高校师生实现个性化教学。智学苑1.0版已经上线运行，已有35门课上线，今年年底要上线50门课，明年开学计划上线80～100门课；2.0版本上线在即，手机、IPad都可以使用。

    书问（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清华大学出版社控股公司，合资方是一家专业软件技术开发公司，从事互联网技术开发和应用。双方设立书问，是希望书问技术能将互联网技术和运营思维结合出版行业经验和学术资源，服务于出版行业，扩大出版社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的盈利空间，提升话语权。 

    目前，书问公司推出的主要产品是图书专业搜索引擎，即“书问搜索www.bookask.cn”。书问搜索为出版物的全文搜索引擎，将为用户提供书页级的内容搜索服务，并以此为核心功能，为出版机构推广正版图书，并提供网页外链地址服务，维护出版机构的利益。 

    “这个接口首先是一个专业营销服务通道，利用搜索引擎转化率高的特点，帮大家卖书；而页面级的内容呈现效果能很好地服务读者，让他的购买念头很快转换为购买行动；在安全方面，也有相应的制度和技术保证措施。”

    宗俊峰发出呼吁：“让我们共同搭建一个平台，来捍卫出版业自身的链接权。”

合作创新路

    随着中央和地方的出版社迅速地集团化，客观上对大学社的发展形成了挤压。108家大学社中，除了几家综合实力比较强的大社，还有100家左右都是中小型出版社。无论是做大做强，还是趟出专业特色化之路，真正在实现过程中也不容易。面临严峻的发展形势，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选择是，展开合作。

    “合作的问题，是大学社领导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怎么寻找合作对象，怎么探讨合作的形式，相互尊重和理解，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建立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双方才能更好实现工作上的合力。”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金鑫荣表示，南大社这几年一直在走合作创新之路。

    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和优秀的民营企业合作。“实行过程管理、规范管理、程序管理，和民营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据金鑫荣介绍，两年前，南大社组建了少儿图书中心，走了另一条发展之路，即主要生产互联网网下的游戏娱乐类产品，与传统少儿图书的主流产品儿童文学、幼儿教材形成差异。现今，南大社的少儿图书已经形成品牌与规模。南大社与同城的凤凰出版集团也有合作，双方共同成立了凤凰南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相互持有股份，公司所做的项目主要是少儿出版。就此，金鑫荣的感受是：“要善于借助集团的资本优势、渠道优势。”

    其实，与同行的合作更能带来显著效果。比如，北师大出版集团与安徽大学出版社达成合作后，安大社的销售码洋一下上升到3个亿。“同行之间有资源和平台是可以互补的。”

    南大社地处江苏，江苏是文化大省、教育大省，有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南大社与江苏教育厅下属的报刊中心，与南京电子商务研究院、江苏美术家协会、中国计算机函授学院等机构都签订了战略合作。譬如，“与江苏高职研究会签订了共建江苏高职网的协议，与江苏省电教馆签订了共建南大电子音像出版社的合作协议”，在金鑫荣看来，这是借用了政府部门下属经营单位的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

    江苏省内，有些城市的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如常州、连云港、盐城等，南大社与当地的新闻出版广电局相关部门合作建立了南京大学出版中心，吸纳地方文化资源，也为南大社业务的拓展开辟了渠道。“110卷的《常州先哲遗书》，就是整体合作的重要成果。”

    大学是出版的资源库、蓄水池，争取大学的直接支持，是大学社发展最便捷的途径。“江苏有130个高校，有将近120万在校大学生，在读大学生数量可能是全国第一。”南大社和许多院校合作建立了南大出版中心，省内的如江苏师范大学，省外的如湖南理工学院、福建华侨大学等，在教材销售、集纳所在院校的学术资源等方面，都可以达成合作。

    今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体系”项目获得财政部重点文化产业资金的支持，在高校社里还是相当罕见的。该项目是一种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工具，由南大社联合南京大学社科评介中心、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共同打造，旨在为中文人文社科学术著作建立一个客观科学的评价体系。据金鑫荣透露，该项目本来是一个集团公司在做，在准备放弃的时候，由南大社争取过来。“目前已经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会推动对图书评价的标准化体系的建立。”

    寻找创新合作模式时，出版社还应打开视野。譬如，南大社与境外优秀的学术机构、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利用南大在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优势，与台湾中研院，联系两岸四地的学者共同撰写18卷的《中华民国史》；与国家汉办、德国歌德学院、法国傅雷基金会、荷兰文学基金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合作，近几年，南大社有40多本图书走向世界。”   

    总而言之，在金鑫荣看来，合作要从简单的经济层面扩大到制度层面、模式层面，扩大合作的边际效应，寻找双方的利益共通点，以框架合作的方式建章立制。高校教材有高校教材的合作方式，学术图书有学术图书的合作方式，少儿图书有少儿图书的合作方式。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环境下，企业的边际越来越模糊。“跨界合作、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发展趋势。”金鑫荣说。

学术出版走出去

    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的感受中，现在的出版形势，包括大学社母体——大学的发展，都对大学出版提出了国际化的要求。同时，国内市场竞争越来越惨烈，各种数据都在下滑，但在国际市场上，“需要了解中国的太多了。还有相当的盈利空间”。据了解，上海交大社推出的《大飞机出版工程》系列，只要出版了一本原创的，都会被外商买走。

    大学社的定位是为教学科研服务，但在大学中的教学科研序列中，出版社一般处于边缘状态。“如果只是单纯出纸质书的大学社，也只能在边缘地带。大学走到今天，也要放眼国际竞争，需要旗下大学社做好品牌和渠道的传播，而这些工作是有些院系替代不了，能够纳入学校的总体规划。”韩建民的感受是，如果出版社纳入了所在母体高校的985、211的序列，则对大学社做成事情大有帮助。

    在做大飞机工程系列图书时，上海交大社也秉承一个理念，即编辑要快速从作者身后绕到作者身前，主动策划品牌项目，从单纯做纸质图书的出版社过渡到做项目的出版社。“事实上，我们的学术出版更多是在做项目。”而下一步，上海交大社还准备做一些和学术出版运作相关的平台，譬如，上海交大社主办了两届“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高峰论坛，与《光明日报》合作光明元济讲坛。

    在判断出版国际建设的形势时，韩建民的判断是：“最早就是版权引进输出；到一定程度，肯定要进入化学层面，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社就是从资本层面进行国际化运作；到更高层面，是一批中国的出版社进入世界出版舞台中央，形成自己的品牌，拥有自己的世界级作者群，这才是真正的走出去。”

    近几年，上海交大社与爱思唯尔、斯普林格合作学术著作。而积极利用主宾国的平台，也让上海交大社“走出去”的成果凸显。“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江泽民学术著作全球首发；伦敦书展，钱学森学术著作全球首发；巴黎书展，东京审判英文版全球首发；法兰克福书展，我们出版的、德国教授主编的《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之后》首发，探讨德国人与日本人对二战认罪与反悔的态度，我们也没有想到，上了新闻联播。”上海交大的具体举措还在于，在法兰克福书展设立了独立展台。“中国馆在6号馆，而4号馆是科技馆和主流馆，有必要在那设一个展台，充分与国际参展商进行更近距离的合作。”两年后，效果凸显，上海交大社与世界顶级的科技出版商签下诸多合作。

    在人才培训方面，上海交大社与爱思唯尔签了协议，派遣了五六批（每批一两位）编辑去爱思唯尔接受几个月的培训。“接受别人出版理念的同时，合作项目进一步孵化。”

    在韩建民看来，要在出版国际化方面取得收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数字化嫁接。在看过爱思唯尔给上海交大社提供的江泽民两本学术著作购书市场的表格后，韩建民说他非常受启发。“世界上那么多人在网上付费下载图书。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好东西还没有进行国际数字化嫁接。当然，我们期望借助爱思唯尔的平台实现走出去的收益；但真正的突破口，还是要建设自己的国际化的数字嫁接。”

    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主要困难，韩建民认为一是翻译难度非常大，成本高。“中译英，300元1000字拿下来都费劲。另外，人才短缺。我们拿出来的都是中国式的英语，还得重新找外国专家审定。”另外，中国出版商在国外毕竟是刚刚试水，没有品牌，更多是借助他人渠道；好的作品也不是太厚实，原创作品规模不足。此外，国际化出版人才也不足，大多是停留在版权输出引进层面，而操作国际项目、平台的人才短缺。

    但他勉励在座的大学社：“打造国际化品牌，建设自己的国际化作者团队，其实对大学社而言，相对容易些。”

联合发展

    除了内涵集团化道路外，联合发展也成为单体大学社的现实选择。譬如，卓越大学出版联盟即由9家在工科领域有一定实力的大学社组成。该联盟委托东南大学出版社向财政部申报的项目已经批了下来，9家工科大学社将联合推出100种卓越大学出版联盟学术著作精品工程，统一标志、统一装帧、统一版式、统一销售，各社组织出版的图书实行交叉终审，以保证图书整体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