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与读书

    《中华读书报》创刊二十周年，相关的纪念文章我已经读过不少，轮到自己也来写一篇，有点儿不知从何说起。我不保存旧报纸，包括自己的“刊文”在内，所以无从细数在报上登过哪些文章，而且自家写的那些补白之作也不值得在此郑重其事地回顾一番。

    却说我有一位朋友，长期居住在美国，前些时打来电话，询问怎么在网上看不到《中华读书报》了。我答应下来，却为什么事一打岔给搞忘了。没过多久这朋友又来电话催问。我就问他到底为何非看不可。朋友说多年来没有间断地在看，可以从中得知不少新书信息。我赶紧给丁杨兄发短信，承告知：“报纸照出，但因为排版系统升级中，从七月中旬到现在暂无电子版，应该过段时间系统搞定，就行了。”我转告给那朋友，他听说报纸照出，这才放心。

    我把这件小事记在这里，好像比自己说些什么更有意思。我自己也是《中华读书报》的忠实读者，我从这份报纸获益良多。我觉得爱护这份报纸，最好就是逐期仔仔细细地读它，若有拿得出手的文章就交给它发表。

    因为是给《中华读书报》写文章，自然联想到“读书”，且顺便说一点心得。

    读书自有方法，不是拿起一本书，字斟句酌或一目十行地看完就行了——虽然这比“不能卒读”要强得多。陶渊明有段话很出名，也最容易被误解：“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其实这就是他的方法。他说“每有会意”，正是真有所得；无奈我们往往只看见“不求甚解”这几个字了。

    陶渊明所说“会意”，首先是要具有感受力。从前谈“我的书评观”，提到三点，一是多所读书，二是要有感受，三是会写文章。感受力是“读书”与“写文章”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在那文章里说，讲到感受，包括两层意思：对一个人来说，它是一番修养，或者一种能力；具体落实到阅读实践上，则关乎某一本书，乃至其中某一局部，某一细节。任何评价都是基于感受的，即便末了诉诸判断，也一定是由具体感受蕴藉而成。

    至于我讲“多所读书”，是因为没有一本书是孤立的，它有它的背景：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同一国别、同一时代的其他作品；此前此后类似或不同的作品，等等。在其间加以比较，往往能够发现它的独到之处。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作为读者，应该接受——甚至可以说容忍——一本书与自己的口味有所不同。而这可能正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地方。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有人读书为了印证自己，凡适合我者即为好，反之则坏；有人读书旨在了解别人，并不固守一己立场，总要试图明白作家为何如此写法，努力追随他当初的一点思绪。虽然人各有志，私意却以前者为非，而以后者为是。

    书评只是个人发表意见，理应实话实说，亦即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对别的读者不无点拨，对于被评论的书的作者也有所帮助，——人家说好说坏，只要中肯，其实都有这个作用。相比之下，批评意见可能更其实用，譬如有些毛病作者自己向未发觉，经人提示，书籍再版时便可改正。《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氏春秋》编就，“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假若目的不是要堵大家的嘴的话，该说是古往今来对待批评的最好态度了。

    然而这么一种健全的批评环境，迄今尚不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被评论的书的作者来说，往往不能接受任何批评，尤其是书评这种公开的、诉诸文字的批评；从书评作者来说，也不大愿意说人家可能不喜欢听的话；从读者来说，很容易把书评视为终极意义上的价值评判，而非仅仅是个人发表意见。借用一句讲得滥俗的话，书评作者、被评论的书的作者，以及读者，都该有点儿“平常心”。

    可以顺便谈到“酷评”的问题。假如批评环境健全——也就是说，无论原作者、写书评者，还是读者，都能正确认识书评性质何在，意义何在——“酷评”未必不是书评的一个品种，至少是一种风格。当然“酷评”也得写得好，而在我看来，这比一般书评更难，因为要求批评者识见更多，才具更高。就现在那些“酷评”作者而言，这两方面无疑都有明显欠缺。缺乏足够识见，“酷评”尽管实话实说，却在较低水准；缺乏足够才具，也就写不成好文章。

    据《现代汉语词典》，书评包括“书评”和“书介”两类。其间区别，在于读者定位有所不同：读过或没有读过那本书。面对没读过书的人，多少要介绍一下书的内容，不然他不知道所说的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要创造一个彼此能够交流的语境；而对于读过书的人来说，这个语境已经存在了。“书评”和“书介”分别起着不同作用，满足读者的不同需要。当然通常多是“评中有介”或“介中有评”。即便这样，作者也应考虑上述读者定位问题，不至于该说的不说，不必说的说个没完没了。附带说一句，前面强调感受对于书评的重要作用；书介作者同样需要此种能力。没有感受力，无从发现书中究竟什么东西最为重要，那么也就很难介绍得当。

    拉拉杂杂说了这些，当然是希望《中华读书报》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