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吴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初，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都曾引发论争。这些论争已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今天，儒学面临复兴，其与科学的关系又一次被关注。11月10日，来自北京、香港、天津、内蒙古和山东各地的近20位专家学者聚会山东大学，在山东省科协主办、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协办的第三届泰山学术沙龙上激辩“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命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二十一世纪》杂志创始人陈方正教授“百年之前，儒学阻碍科学；百年以来，儒学推动科学”一说，引起学者热议。
陈方正表示，中国人提倡现代科学，从新文化运动算起，到现在不到100年。当年提倡科学的主力是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任鸿隽等，当时的口号是“德先生”与“赛先生”。当时还有一个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然，儒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科学是后来的东西，是外来移植的东西。要提倡科学，肯定跟儒家文化有冲突、有紧张。这种冲突、紧张在陈方正看来，已经慢慢消解了。他说：“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或者不知道科学的重要性，也没有人怀疑儒家文化对中国未来的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陈方正说：“从观念上看，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既有压抑、排斥的一面，同时也有促进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到底是相生还是相克呢，很难讲。在我看来，在传统时代（20世纪以前）它们可能有一种相排拒的作用，可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它们可能有一种互为促进的作用。”
支撑陈先生观点的是这样几点。儒家文化有一个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强调教育、好学，这对发展科学有利。第二点，儒家文化强调做人要发奋、自律、自省、自强不息，这也对发展科学有利。中国近100年来科学发展比其他一些后发国家要快，与此有关。当然，儒家文化核心品质里面，也有与科学发展相排斥的因素。儒家的核心观念是人文与政治，对于自然现象、自然规律没有兴趣，甚至有点轻视。这对发展科学是不利的。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尊师重道、好古，这也是与科学精神是相违背的。此外，儒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主导了中国人的心灵2000多年，所以我们的政治有一个连续的大传统。但这个传统对于发展科学是不利的。
当代中国有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不断面对公众对其无力站上科技之巅的探究。陈方正专门比较了俄国与日本这两个非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历程，以此说明，科学的根基奠定在西方，虽然日、俄很努力，科技发展也很早。但以摘取诺贝尔奖的成果来看，他们比欧洲、美国还是差了很多。所以我们中国到今天科学的发展比欧美甚至比俄、日还落后一些，在最尖端成就上差一点，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时间太短。陈方正所说的时间是指科学文化融入中国的进程。他指出，为什么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科学是一种文化，你必须把文化整体移植过来，因为科学才能够得到蓬勃发展，而移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陈方正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质疑。他在举例中谈到鲁迅因感学医无用，改而从文。还有宋元之际的的李治、秦九韶因逢乱世，无法为宦，或仕途失意，转而治学，终成大数学家的事迹，以正反两面说明儒家文化轻科技的弊端。对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马来平教授表示，鲁迅不算是儒学的代表，恰恰相反，他是反儒学的，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推手，他极力反对儒学。他这个转行，怎么能作为传统文化排挤科学的一个重要例证呢？另有学者指出，天文历算在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那么，中国有没有自己的数学传统呢，如何看待其与科学文化的关系呢？
陈方正表示，在20世纪初除了少数今天所谓的顽固派之外，所有有前瞻思想的人，可以说都对儒学有抗拒情绪。可是我们要明白一点，言论上反对儒学是一回事，内心受儒学大方向的影响是另外一回事。鲁迅的情怀是跟儒学的大方向一致的。是什么大方向呢？就是儒家强调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治国、平天下。这个传统在中国深入人心。另外，中国有科学，从《九章算术》开始，一直到李治、秦九韶，都是大科学家。但中国的数学命运与王朝的盛衰是成反比的，每一次数学大发现都是在“衰”世。每一个王朝盛世像汉、唐、北宋、明，数学没有大发展，只是记录和整理旧的东西，让一般的人去学、去考试。还有中国最重要的数理科学著作之一《周髀算经》，完全符合今天的思想，有假说，有观测，把这两个用数学联系起来。可是很不幸，就是这个《周髀算经》，在后来的天文历算里面，被完全遗忘了，忽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注重历法，历法是为皇朝服务的，它是一个实证性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寻求自然规律的事情。这里面还有很多意味值得我们研究。
陈方正是这次学术沙龙上第一位发言的学者。在他之后，刘钝、郭世荣等学者均发表了独到见解。本报将陆续刊出他们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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