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诗为什么没有Love

    《诗经》特别是《国风》部分的情诗为数不少，爱情总是有甜蜜就有痛苦，整部《诗经》中只写甜蜜而无痛苦的似乎只有《邶风·静女》这一首：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后两章写姑娘主动送给（贻、归——即馈）小伙子一支彤管，显然是愉快地接受了他的追求，这让他异常高兴（说怿）。此前他曾焦急地等待姑娘的出现，“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该诗的精彩之处（所谓“诗柄”）不在二、三章，而正在这第一章，因为短短四句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恋爱中男女的风情。

    这首诗最初被看成政治讽刺诗，《毛诗序》云：“《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郑《笺》云：“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贻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直到废序运动兴起的宋代，这首诗才被剥去强加给它的政治外衣。欧阳修率先指出：“《静女》一诗，本是情诗。”（《诗本义》）朱熹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只是板起他道学家的面孔指摘道：“此淫奔期会之诗也。”（《诗集传》）

    近代以来，这首爱情诗被多次翻译成英文，英译者们都试图捕捉首章中的男女风情，在我看来传达得最到位的要算英国汉学家魏理（Arthur Waley，1937年出版《诗经》译本）：

    Of fair girls the loveliest
 

    Was to meet me at the cor⁃ner of the Wall.

    But she hides and will not show herself;

    I scratch my head,pace up and down.

    从字面上看，将“爱而不见”翻译成she hides and will notshowherself似乎很不对应，爱不是love吗？这是稍微懂点英语的人都知道的。

    民国时期曾有不少中国学者热烈地讨论过《静女》这首诗，并把它翻译成白话文（详见《古史辨》第三册下编）。顾颉刚对“爱而不见”的翻译是“我爱她，但寻不著她”，谢祖琼的翻译是“我爱她，但她还没有来”，魏建功的译文更简洁热烈：“我爱心肝见不著”。可见他们都将“爱”理解成了表示男女之情的love，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但问题在于《诗经》是古老的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多有异文。许慎在解说“僾”字时说：“僾，仿佛也；从人，爱声。《诗》曰：‘僾而不见’。”（《说文解字》）可见在许氏所见的《诗经》文本上，“爱而不见”的“爱”字是写作“僾”的，“僾而不见”的意思是仿佛不见，根据上下文，可以理解为姑娘和小伙子开玩笑，原先说好在城角楼（城隅）上约会，却故意藏起来，让他看不见。这显然比“我爱她，但她还没有来”有意思得多。恋爱中的男女往往会表现出更多的情趣，静女平时应当是很“静”的，但一旦落入情网就活泼起来了，她没有乖乖地在约好的地方静候她的情人，却同他躲迷藏，开玩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僾”显然优于“爱”，20世纪20年代参与《静女》讨论的刘大白就力主此说，这也为后来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

    魏理眼光独到地选择了“僾”，所以他的译文中没有出现love的字样。他的英国前辈理雅各（JamesLegge，1871年出版《诗经》译本）则固守“爱”字，他将“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翻译成：Loving and not seeing her,I scratch my head,and am in perplexity。踟蹰是彳亍、徘徊的意思，理雅各翻译成in perplexity（困惑）不太符合原意，远不如魏理的pace up and down（来回走动）来得贴切。

    固守“爱”字并非没有充足的理由，爱情诗中没有一个“爱”字，似乎怎么也说不过去。但考察整部《诗经》中的爱情诗，却很难发现“爱”字的踪影。除本篇外，大约只有两处可寻，一处是“岂敢爱之，畏我父母”（《郑风·将仲子》）；另一处是“心乎爱矣，遐不谓矣”（《小雅·隰桑》）。但“岂敢爱之”的爱是“珍惜”的意思，其对象是物而非人；只有“心乎爱矣”中的爱是不折不扣的love。《诗经》中表示亲爱的意思多用“好”字，如“惠而好我，携手同行”（邶风·北风）、“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小雅·鹿鸣》）。魏理把这两句分别译成了Be kind to me,love me,/Take my hand and go with me和Here is a man that loves me/And will teach me the ways of Chou。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love的身影。

    魏理之后影响最大的《诗经》译者是美国诗人庞德（EzraPound，其译本出版于1954年），他将“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译成：Love and see naught; shift foot and scratch my poll。显然他也和理雅各一样固守“爱”字，但是他用shift foot（走来走去）来翻译“踟蹰”还是比理雅各高出一筹。庞德翻译首章的主要问题在于“俟我于城隅”一句，从他的译文I wait by nook,by angle in the wall我们知道，他把“俟”（等待）的主语理解为男主人公——也就是诗的作者，但上下文很清楚地显示这里的主语应该是女主人公。魏理没有搞错，理雅各同样没有，他将这句译成：She was to await me at a corner of the wall。有意思的是，魏理和理雅各在这句的翻译上都选用了过去将来时was to meet/await，这种时态所表达的意思是，姑娘上次见面时说她今天将在城角楼等我。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原诗中的一点矛盾：前句刚说“俟我于城隅”，后句又说“爱而不见”。汉语本来就不太讲究时态，古诗更用不着管什么时态，而且诗歌毕竟不是说明文，本身无须过于坐实，读诗意思到了就行。有些诗意本属于可以意会，难以言传。但是翻译家却要考虑英语的用法和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他们干的正是“言传”的活儿，所以寥寥几个汉字到了他们笔下会变成长长的一句英文。

    《诗经》中的时态很简单，但名物却十分复杂。古史辨学者讨论《静女》时的一个热点是“彤管”。这当然不是新问题，朱熹在《诗集传》中就坦率地表示“未详何物”，后来的研究者提出笔管、针管、乐器等多种解释，但始终莫衷一是。20年代讨论的一个最新成果是认为彤管和第三章中的“荑”乃是一样的东西，代表人物是董作宾，他明确认为荑是茅芽中的穰（可食用），荑外面裹的嫩红色的叶托就是彤管。他的新说建立在早年生活经验和古文献记载的坚实基础之上，很快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成为很有影响的一家之言。

    从《静女》的各种英译文来看，没有一个译者将彤管和荑视为一物，魏理也不例外，他将二者译为red flute（红色长笛)和 rush-wool（灯心草）。如果说他在第一章的翻译中有超群的表现，那么这里只能说他已泯然众人矣。其实不去征引各类文献，光从诗的上下文来看，将彤管和荑视为一物也有其合理性。小伙子在“搔首踟蹰”后终于见到了姑娘，姑娘一下子送他两件礼物似乎有些过分，而且从“自牧归荑”推断，姑娘很可能是位牧羊女（许渊冲就将这首诗的题目翻译成A Shep⁃herdess——一位牧羊女），不属于知识阶层，送情人一点草木符合她的身份，送长笛、笔管之类高雅礼物，可能性不大——那也未免太小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