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支持纯粹的学术出版

    读书报：在英美学术出版界，像“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种扶持中青年学者的学术丛书出版情况是怎样的？

    裴宜理：在西方学术界这样的丛书也不是很普遍，中青年学者出书也不容易。这套丛书也许有些像英美某些大学出版社的丛书，伯克利有一套类似的丛书很成功，很多青年学者获益，我的《安源》也在那里出版。

    读书报：西方学术出版界出版这类丛书的难度和中国还是有些不同吧？

    裴宜理：也许西方和中国最大的区别在于政治环境，我们那里出版选题的确定更自由。问题是，年轻学者不出名，出版社则要考虑出书是不是能赚钱，所以需要一些资金支持，但这方面的资金越来越少。我想，这一点也许跟中国目前的学术出版相反（笑）。

    读书报：这套丛书最初是哈佛燕京学社的韩南先生与三联书店董秀玉女士策划的，中间也经历了几任社长，作为现任社长，你觉得20年来这套书的出版有哪些变化？

    裴宜理：从合作的角度，一开始，钱是个大问题，现在资金不是问题了。当初韩南先生为什么要和三联合作这套丛书？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学术出版不够重视学术质量，过度注意学术的政治影响，所以他要支持纯粹的学术出版。他本人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但他对社会科学也很感兴趣。这些年来，这套丛书越来越社会科学化，他也没什么意见。

    读书报：从韩南、杜维明到你，几任社长的学术背景是不一样的，但这套丛书的学术方向定位和大致的学术出版范畴没有改变。

    裴宜理：好像也有一点变化，但并不反映我们这些社长的学术背景，哈佛燕京学社对此完全不干涉。假如这几年这套丛书中的有些书跟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有关系的话，那也是很偶然的。在具体的选题内容和出版方向上，我们完全授权给学术委员会。

    读书报：这套丛书你读了多少，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著作？

    裴宜理：说实在的，我读的不多。对我来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给我最深的印象。看了他的书之后，我还跟他建立了联系，上次去上海还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

    读书报：你曾问过韩南，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期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说是和三联合做这套丛书，那么你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六年来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裴宜理：我自己最有成就的是这六年以来在中国办了一些培训班，也在亚洲其他国家这么做了。比如说我们在北大和中国社科院搞了一个关于民间文化和民间宗教的班，还跟南京大学合办了一个关于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的短期培训班，在复旦大学办了分析1949年以后中国档案的班。在越南、韩国、日本也搞了些培训班。对我来说这是比较重要的项目，因为可以扩大我们在学术界的影响。

    读书报：除了评审制度的建立与资金支持，哈佛燕京学社对这套丛书还有哪些方面的支持？比如说版权输出？

    裴宜理：哦，这方面我们好像做得不太多。在我们的网站上有个栏目，是书评项目，我们请年轻的博士生把一些他们认为最优秀的亚洲语言写的学术作品以英文评论的方式介绍给美国学术界，好像里面也有“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但这不是很系统的介绍。将来，我们应该考虑通过更有效的渠道或方法，选这套丛书中一些最合适的著作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