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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晴天霹雳？什么叫当头一棒？这一刻我真切体会到了——
9月14日下午4:45时，我突然接到出版界老朋友马启祥的电话：“宗文龙走了！”
就像被人当头一棒，我脑子一片空白。
8月28日，宗文龙来电：“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再商量一下《少林方丈释永信》的出版问题。”
29日上午，我应约赶到他马塍路的工作室。一见面，我大吃一惊，十多天没见，宗文龙竟瘦了一圈，圆脸变尖了，红润的脸膛变黑变紫，眼眶深凹，说话有气无力。
万没想到，这一面竟成永诀！
初识宗文龙
我与宗文龙相识于1987年。作为《光明日报》驻浙江的记者，文化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些年，改革迅猛，国运中兴，中国新闻史迎来黄金岁月，作为时代的瞭望者的记者，躬逢其盛，我的职业生涯也进入高峰期，发稿量激增，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我都尽量不放过。就在这时，浙江出版界的骆丹、马启祥、高蕾等朋友都和我谈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改革在全国影响甚巨，社长便是宗文龙。
就这样，我走进了浙江人美社长办公室，见到了日后成为好朋友的宗文龙。
那天，端坐在大班桌前的宗文龙，个不高大，体不魁伟，身上却有一股威严之气，逼人的英气，他脸色红润，浓眉下锐目如电，显得睿智聪慧。
198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院）的画家宗文龙出任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作为全国出版界第一个实行社长负责制的出版社，宗文龙被赋予用人上的自主权，经营上的投资权，在保证社会效益前提下的选题决策权等权力。在全国美术出版界默默无闻的浙江人美，在宗文龙的统领下，开始出类拔萃，后来居上。
宗文龙从年画入手，推出《伟人系列》《名画系列》《艺术风光》《古诗词系列》等系列年画，一炮打响，浙版年画一上市马上引发抢购，印刷量从1983年的700万张剧增至1984年的3800万张。“年画战役”告捷，浙江人美迅速跻身全国“挂历四强”之列。
1985年，国内连环画市场大萧条，一些出版社终止连环画出版计划，甚至撤销连环画编辑室。而宗文龙却逆势而上，投入百万元巨资，他一边邀请全国连环画方面的专家拿出高质量、装帧设计最好的作品，一边把全国100多个城市的新华书店经理请到杭州会商发行。他别出心裁，把世界名著绘制成连环画，这一做法为业界首创。
在同事的担心和同行的疑虑中，《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出版了，全新的形式，精美的装帧设计，马上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读者纷纷抢购，一时洛阳纸贵。短短两年，该书重印8次，发行470万册。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名人谈名著”座谈会上，艾青、严文井、华君武、袁鹰等文化名家均认为，此书为“连环画开拓了一个新的疆土”。
紧接着，《孙子兵法》连环画，大型文献画册《路》《中国美术馆藏品选集》等等，出版一种，轰动一次。数年间，浙江人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仅奖杯就收获了100多座。宗文龙也因此声名日隆，在中国出版界如日中天。
我很快拿出了稿子。在我的稿子里，宗文龙是一个锐意改革的闯将，面对顽固保守的力量，他披荆斩棘，攻城掠寨，与保守力量较量毫不退缩。
我对稿子是比较满意的。
谁知稿子送审，却被宗文龙否决。“你怎么能这样写？这不是在害我吗！”宗文龙说。“我已经是四面楚歌了，请千万不要给我制造麻烦！”
一个敢闯敢干的改革者，在报道上何以变得如此谨小慎微？
那时的我太年轻，洞察世事的能力太弱，对社会的复杂程度缺乏了解，只凭着一腔热情，自认自己是出于正义，是在支持改革。事后我才了解到，宗文龙的改革是何等不易，他既要考虑同行的感受，又要体察同事的心理，每一次改革，都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然而我不理解，见他坚持不同意刊登，我拿出了杀手锏：“稿子是否发表，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编辑部说了算！你只能对事实把关，却没有决定稿子是否发表的权力！”
闻此言，他顿时愣住，目光中那逼人的锐气消失了，显得无奈与委屈。
“那能不能做些修改？把那些尖锐的东西去掉？”他小心翼翼地说。
“当然可以。”见他已做了退让，我也往后退了一步。
一篇锋芒毕露的报道被宗文龙修理得四平八稳，我很不满意，但也感到无奈，稿子最终以比较平和的面貌见报。
从事后出版界朋友反馈的消息，就是我这篇失去锋芒的稿子，还是给宗文龙添了不少麻烦。
这次接触并不愉快，报道见报后，我们的关系反而密切起来。我渐渐理解了他改革的艰难，并开始与他走得更近。
那几年，我一直跟踪宗文龙，对他的改革进行适时的报道。当然，此后的报道都是在充分尊重他的基础上刊发的。
“新闻界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高海浩，一个是叶辉。”宗文龙常这样对自己熟悉的朋友说。
大约在80年代末的一天，忽接梁衡电话，让我采访宗文龙，为《中国新闻出版报》提供一篇稿件。梁衡原是《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站长，是《光明日报》老总编辑杜导正的爱将，我们曾一起跟随老杜出访朝鲜，梁衡也是我初当记者时的导师，曾对我指教颇多。杜导正调任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后把梁衡也带走。此时梁衡已是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对我说，宗文龙的改革已引起高层关注，有关领导希望了解他改革的详情。
按照梁衡的要求，我为《中国新闻出版报》提供了一篇长篇通讯，同时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了一篇报道。
宗文龙的锐意改革使他一步跨入官场：1988年，宗文龙出任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舞台更大，权力更大，宗文龙指挥各出版社锐意改革，浙江出版业在全国如日中天，宗文龙仕途看好。
然而万万没想到，1993年，当浙江省委决定他担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委领导已找他谈话时，他却突然提出辞职。
宗文龙辞职之谜
宗文龙走后，很长时间杳如黄鹤，了无踪迹。虽然我对他的辞职原因不甚了了，但对他敢于辞去如此重要的职务，不留恋官场的做法非常钦佩。
1995年，我接到报社领导通知，让我回编辑部有事。回报社后才知道，时任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张胜友调中国作家出版社任社长，编委会研究决定让我接替张胜友主持光明日报出版社工作。我是个毫无经济头脑的人，对赚钱的营生既无兴趣又没本事，更兼驭人乏术，遂断然谢绝。我珍惜记者站的这份自由。就此而言，我与宗文龙价值观相近，由此也更加佩服他的选择。
新世纪来临前的一天，我正在发愤赶稿，电话铃声响了，是宗文龙。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终于又露面了。
是夜，我应约赴会，赶到时已是高朋满座，都是老朋友：高海浩、骆丹、高蕾、王晓峰等。那一晚，宗文龙辞职之谜部分解开，他带来了沉寂数年的成果：一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典籍《少林武功医宗秘籍》出版了。眼前的这套典籍，外用泡桐木盒装置，盒面书名采用石绿色的篆书雕刻,内用湖州织锦包裹，书页玉版宣纸印刷，无论是函套的设计还是线装书的工艺，处处体现出古风古韵，高雅名贵，洋溢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
宗文龙辞职后去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在少林寺的日子里，他发现了残缺的《少林武功医宗秘籍》。在释永信的帮助下，他查阅了少林寺藏书中所有有关武功和医宗等秘籍的史料，此后还奔赴全国各地，在杭州文澜阁，北京图书馆等藏书宏富的图书馆查找史料，从旧典籍里寻找文化精华，故纸堆里发掘民族瑰宝，掌握了大量关于少林武学、医宗的记载。宗文龙说，少林起于拳，成于医，武医相通。少林武功最大的特点在于禅与武之结合，武功又与医术结合，易筋经讲究养身养心，对身体的调解作用十分明显，是历代高僧珍藏的秘传验方。
出版家之梦
1999年，全套10册《少林武功医宗秘籍》出版，此书一炮打响，在出版界影响甚巨，沉寂多年之后，宗文龙这条书海巨龙再次在业界掀起风浪。
宗文龙复出后的首次亮相以“国宝归国家、国宝归人民”——《少林武功医宗秘籍》新书发布的形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宗文龙辞职后首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发布会名家云集，好评如潮，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浚生题词“整理国宝，功德无量”；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题词“少林秘籍，国之瑰宝。拜领珍藏，感何如之”；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医专家吴阶平称赞“这套书很好。把少林寺的武术和医学中的精华，进行历史性的整理出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对国家和民族是一个贡献”；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称，中国少林文化是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组成部分。
此书后来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赠送外国政要的礼物。普京、萨马兰奇、基辛格等外国政要都曾获赠此书。
1999年8月，释永信升座为少林寺第30代方丈。《少林武功医宗秘籍》的成功使释永信对宗文龙更加器重，他进而向宗文龙提出，希望宗文龙能帮助出版一套少林寺大型画册，将少林的塔林、碑刻、建筑介绍给世人。在宗文龙工作室，他向我展示了这套上、中、下三大册画册，每册分别由国学大师季羡林、古建筑大师杜仙洲、罗哲文作序。季羡林认为，少林寺中无论是建筑与壁画，塔林与碑刻，体现的都是中华文化最根本的“和为贵”精神；罗哲文则说，少林寺是研究古塔、古建筑以及建筑史、美术史、宗教文化史的活标本。这套书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都获得高度评价，也成为后来登封申遗成功的重要“资产”。
少林文化的出版使宗文龙的梦想逐步成真。新世纪来临时，他成立了中国国宝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民族文化产业的开发。
2013年的一天，在宗文龙工作室，他第一次向我全面展示了他宏大的出版计划，几十本装帧精美的样书垒起来如一座小山，包括佛教文化、商业文化、养生文化等10多个系列。
然而，我何曾想到，老友壮志未酬，事业未竟，却突然驾鹤西去。获知消息，如五雷轰顶。他的助手小宋告诉我，他患的是胰腺癌，已经扩散。在医院里住了一周就走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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